胡润要比他自己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事实上，他不但是找到了一些富豪，根本是推动了其中一些的产生，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他制造了他们。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所谓的美式富豪，基本上是一些创新企业的创办人，电脑软件或者是互联网，接下来应该是基因领域，反映了后工业时期财富的积累方式；俄罗斯式富豪则是一些石油商人，比如尤科斯石油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体现了这一地区浓重的转轨特征。

　　中国的富豪榜则充分体现了混合经济的这一概念。既有转轨的一方面，也有企业家创造个人传奇的另一方面。当然这段时间，也开始有了美式富豪，中国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造就了若干年轻的创业者。

　　我们知道，中文版的《财富》是免费订阅的，只是需要填一份有关读者情况的表格。表格很普通，但是有一个栏目不由得让人“格登”一下，在所在公司的单位类型一栏中，集体和私营企业被归于同一类。作为中国人，当然知道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有企业很不同。

　　最初的时候，《福布斯》将一些浙江人列名于富豪榜，这令当事人困惑。和大家的认识不同，浙江经济的成功发展，恰恰得益于当地人对这类敏感问题的模糊处理，一些企业的类型是模糊的；一些经理人创办并掌控企业，但是这和所有权是两码事情。

　　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人们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和大家的认识不同，那些创办并掌控企业的经理人并不热衷于参与这一讨论，一位经理人在电视上表达了对这一问题感到费解，另一位经理人则在报纸上撰文对讨论本身提出异议。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明晰产权会给企业带来混乱。

　　年轻的胡润是执着的，排行榜一年又一年的推出。他首先改变了公众对事物的认识，公众开始接受他们的邻居成为亿万富翁这一事实。随后管理层，我指的显然是决定产权归属的主管部门也有了更积极的态度。既然每个人都那么认为，那些创办并掌控企业的成功经理人也放下了最初的担忧。

　　这里面有那么一个奇怪的因果关系，首先已经上了富豪榜，然后才成为真正的富豪。至于排行榜上列名的少数美式富豪，则进一步强化了富豪榜的定义。富豪榜实际上推动了这一阶段企业的转制。

　　我是浙江人，所以我对那里的情况更敏感一些。相信不是胡润对浙江有特殊政策，这种情况应当有普遍性。到目前为止，这特定的几家企业转制后，企业保持了一个平稳上升的势态，或者转制会是企业业绩持续上升的动力来源。

　　这就是胡式富豪榜的优势，不仅仅是先发制人，胡润将自己和中国经济联系了起来，根本是将自己镶嵌入其中，他已经和这里发生的变化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