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掘得的第一桶金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买卖战后剩余物资取得的。

　　美国把二战后的许多剩余物资运到香港公开拍卖。这些消息多是用英文发布的。霍英东懂英文，看到拍卖的东西种类很多，又很便宜，便经常去拍卖的现场观看。但这时他手中没有钱。他在妈妈开的杂货铺当伙计，管账，但没有工资。霍母只管他和他的孩子的吃穿用。霍英东一次中标拍卖的40部船用机器，但霍母不借给霍英东钱。霍英东只好将这批货转手给一个朋友，从中赚了22000港元。这是霍英东白手起家掘得的第一桶金。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如果妈妈出钱，这批货可以赚十万元。”霍英东靠这笔钱步入商界。到了1950年已经拥有一艘大的机动船和几只小船，为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从事海上运输打下了基础。在生活上，霍英东亦步入小康之家。

　　霍英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赚的一桶金价值多少钱？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的第一年主要靠一条风帆往澳门运柴油、汽油。后来，也运过麻包、钢管等。这一年经营的规模小，利润也不高。第一次他们往澳门运石油，只赚了几百元，但当时大家也很高兴。

　　香港当时一般民俗是按农历纪年。1951年春节，霍英东在结账时总计结余不过一万多元。但是这笔收入被霍英东的一个合伙人在赌博中全部输掉了。霍英东是重情谊的人，并没有威逼自己的朋友，只好重打鼓，另开张。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日趋激烈，霍英东的海上运输也紧张和忙碌起来。这是因为霍英东在过去半年多的运输中以快速、安全、守信用，赢得了多家商行的信任，特别是赢得了中共的贸易机构在港澳开办的多家商行的信赖。香港的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以及广州的华南企业公司在港澳开办的商行均与霍英东的船队建立了频繁的业务联系。

　　随着业务的增加，霍英东又买了几只船，他的许多亲戚朋友也相继入伙海上运输船队，使其成为当年香港专门从事往内地运输“禁运”物资的规模最大的船队。

　　业务的增加，船队的扩大，收入自然相应有了明显的提高。

　　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每次酬金是多少？运输的酬金是怎样确定的？笔者对这个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香港华润公司的有关历史资料表明，他们当年付出的运输酬金相当于运输货物价值的5％－20％；华南企业公司的多位职工回忆也称运输的酬金在10％－20％。霍英东自己回忆，当年运输黑铁皮一类金属的酬金为20％－30％。

　　往内地运输“禁运”物资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中共贸易机构付出的上述运输费是不低的。运输费是按货物品种的具体行情来确定。比如：药品一般的行情是体积小，重量轻而价格高，这样运输费最多是货物价值的5％；而像运输黑铁皮这一类金属制品，体积大，重量高，而价格相对讲较低，这样运输费就是货物价格的20％，当然略高于20％的情形也是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确定运输的酬金与货物的价格是密切相关的。运输酬金占货值的百分比对于一种货物来说是相对固定的，比如：铁皮为20％，西药为5％，而货物的价格则是多变的。因此，要具体了解运输酬金的数额是多少，这就要了解货物的价格的行情。

　　从霍英东至今保留完好的《商报》的创刊号（1952年10月11日），我们可以看到霍英东经商的精明和细心。

　　霍英东冒着港英当局的“缉私”和管制的危险从事海上运输，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处境，纯粹是在商言商。掘得第一桶金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霍英东为取得合适的运输酬金，必须关注物价行情。

　　《商报》关于物价行情的报道比较全面，农产品、土产、西药、工业原料、肥田粉（即化肥）、染料、五金、棉花、纱布、车胎、麻包等的价格应有尽有。另外，行情的报道比较客观、准确，版面的安排也鲜明突出。这对霍英东与经纪人协商确定酬金的数额是很有用的。

　　《商报》创刊号“五金”一栏中载：“黑洋薄3×6，二十号，六十元；三十号，六十八元；日3×7，三十一号，六十九元（以上担计）。”《欧抗菌药剂，订盘纷涌来》一文载：“三百万单位盘尼西林油每支香港到岸价为六元八五，超力肺针每支香港到岸价为二元三，前者较前一支兜盘降低了一元三五，后者也降低了五仙。据西药商说，这样的减价大都系商行方面降低利润来迁就顾客的，并非欧洲方面又降价。”每支三百万单位盘尼西林油就是一个很小的药瓶，体积很小，重量也很轻。运输药品收取的运输费虽只占药品价值的5％，但获利却是很高的，远远高出运输黑铁皮一类金属的收益。

　　我们在这里再摘录一则有关百货的广告，从中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物价及人们收入的水平有一个比较生动的感性认识。广告写道：“英国凡尔绒西裤每条十二元五，美国克确皮带每条七元五，英国名厂中童皮鞋每对十七元五，英国女秋装外套每件七元五，英国力士香枧（即香皂）每件四毫五，……”

　　为了比较全面准确地考察当时香港的物价行情，笔者又查阅了《广州标准行情》、《香港标准百货金融行情》和《香港时报》，摘录了有关资料，并与《商报》创刊号相比较，以印证上述报价是大致相同，基本可信的。

　　黑铁皮的价格《香港标准百货金融行情》1952年6月14日以《五金市交投逾增，黑洋薄白铁均抢手》为题报道：“黑洋薄，仍以日本货较抢手，三×七尺，三十一号，每担成六十七元，欧洲三×六尺，每担成六十八元，十八号及二十号乏客问，市价背道而驰，每担由七十元，泻落六十八元。”

　　《香港标准百货金融行情》1952年6月10日载：“黑洋薄3×6，二十号七○按，三十号六四按，日3×7三十一号六○成。”以上担计，即每担黑铁皮（黑洋薄）约在60元—70元港币之间。霍英东回忆，当时“一吨为16.8担”，每吨价格约为1000元。

　　《广州标准行情》1952年1月23日以《黑铁皮交投最盛》为题报道了广州市黑铁皮的价格：“昨日五金市略活跃，黑铁皮成交最多，一般市况均稳定。黑铁皮市甚稳定，三十一号，三乘六尺每吨成一千九百五十万元，成交共达二十吨。”

　　《广州标准行情》1951年1月5日刊登了当时外汇牌价的情形，一元港币折合人民币（旧）4500—4200元；一美元折合人民币（旧）27360—24900元。

　　根据当时外汇牌价，我们可以看到黑铁皮在香港的价格大大低于广州市的价格。

　　香港和广州都报道了黑铁皮的生意最旺盛，最抢手，这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制造油桶的黑铁皮，并加紧在香港、广州搜购的缘故，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其中最大宗的一项就是运送黑铁皮。

　　按照中共贸易机构的规定，承运人先要交付与货物等值的押金。押金的收取是通过中介人进行的，中共在港澳的贸易机构并不同运输商直接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中共在港澳贸易机构的隐蔽与安全。

　　押金的数额不小，一船铁皮也要十来万元的押金，不是哪一个人轻易拿得出的。霍英东采取的办法是大家自愿入股，由入股的钱数按比例分配所得的运输费。船主的船也折算入股参与分配。霍英东的收入主要是船租，他的船多，自然分配的比率也就比其他人高一些。各船主和船员参股的积极性很高，有时参股的钱数是押金的两倍多。

　　假如霍英东一船运一百吨重的黑铁皮，其押金为十万元，酬金为两万元。这样的利润自然是不菲的，但实际上成本及各方面的开销的费用都是相当高的。

　　开销最大的一项是应付警署、工商署、海关及每天碰到的“缉私”人员的费用。这些缉私人员样式繁多，有穿警服的，有穿便衣的，这些人胃口很大，只给几百元是打发不走的。这些“缉私”人员还很讲“友情”，他在这勒索了一笔后，马上通知他在警署、工商署、海关的至亲密友立即赶来再次检查。所以，霍英东在装船时，这些“缉私人员”来了一拨又一拨。霍英东的身旁站着几位伙计，怀揣着数万元，专门为了应付这伙惹不起的人。另外，每隔十天或半月要向管辖他们装货、运输区域的警署、工商署及海关交钱。霍英东船队的运输酬金，近半数要被这伙人勒索去。霍英东回忆说，有一次，一个无赖流氓也扮成“缉私”人员，向霍英东讨钱，但被霍英东识破，将其赶走。

　　霍英东说，他们挣的这笔酬金是数百人的饭碗。这话并非言过其实。因为，美国的“禁运”使香港百业萧条，各行各业，尤其是运输业的搬运工人大批失业。当年，经常为霍英东装货的搬运工人每次有百余人，长年为霍英东存货的货仓工人及霍英东的船队各有200多员工，这些人的收入均离不开霍英东的海上运输。霍英东有十只侦察小艇，有20多位专门从事侦察工作的人员，另外还有5位小汽车的司机及几位管理人员。霍英东除了要支付他们的佣金，还要支付住酒店办公等许多费用。

　　霍英东在运输中遇到的风险完全由自己承担，一是在澳门一船货被“大天二”一伙抢劫一空；二是“黑猫号”与港英水警的“缉私”艇相撞，船毁货沉，几乎血本无归。

　　霍英东的第一桶金究竟有多少钱，这可以从他最初涉足香港房地产业购买使馆大厦得到印证。1953年下半年，霍英东购买香港富豪利氏家族的使馆大厦，他与利铭泽谈判，以280万港币成交。霍英东为此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元。霍英东说当时他几乎用去了全部资本。

　　这样算来，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的近3年期间，积累的资金约为100多万港元，这对霍英东本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与当时香港的富商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