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史，是一百多年来两岸关系最密切、最有实质意义、最能体现人本精神的时期。特别在当前，两岸政治上的“大同”并不存在，而在经济上的“大同”是有的，两岸目前当以“求大同、存大异”的思路来处理两岸事务，两岸经贸已成为最重要的维系两岸和平往来的纽带、指标和重建互信的渠道，因此，深化两岸经贸的往来和尽快实现全面三通已不仅是两岸双赢（盈利）的举措，更是两岸维和（平）的纽带和重建互信的基石，各方应善加利用，并赋予更多积极意涵。

一、  两岸三通一直在不断推进

三通，其狭义范围指单纯的直接贸易、直接海空运输、直接邮政及通讯关系。若就广义范围加以界定，则WTO规范之贸易行为包括商品、农业及服务市场的开放，以及相关的人员、资金、资讯的双向直接往来皆属三通之范畴。一般而言，目前言及三通多采取狭义的定义，具体内容包括直接通邮，直接通商、直接通航三个部分。目前两岸三通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在通邮方面，两岸目前状况接近于直接通邮。在邮政业务方面。1979年，大陆方面正式开办对台平信和挂号信函业务。1989年，两岸邮件总包互相直封并经香港转运。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岸邮政部门正式互办挂号函件业务。在电信业务方面。1979年，大陆方面开办对台电报、电话业务。1989年，台湾方面通过第三地开通对大陆电报和电话业务。1999年、2000年先后建成的中美、亚欧、亚太海底光缆，建立了两岸直达通信路由。两岸电信部门已开办电话、数据通信、移动电话漫游、电视电话等业务。两岸电信业务量迅速增加，分别占大陆、台湾境外业务量的第二位、第一位。

在通商方面，在台商大陆投资热潮的带动下，除个别年份外，两岸贸易总额的增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字以上的水平。台湾对大陆的出口由1991年的74．94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94亿美元，同期人陆对台湾的出口也从11．26亿美元增加到90亿美元。人陆已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地、最大的顺差来源地、最大的投资地；台湾也成为祖国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市场。新世纪以来，在台湾对美、日、欧的贸易全线萎缩的情况下，两岸三地贸易是台湾出口经济中的唯一亮点，成为拉动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

在通航方面，大陆早在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就由民航总局、邮电部和外贸部提出，随时准备与台湾有关部门洽商两岸通航和通邮事宜，此后则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推动两岸三通。在两岸航运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间的局部直航也已实现。1997年1月22日，祖国大陆海峡两岸航运交流协会与台湾海峡两岸航运协会在香港举行会谈，就高雄与福州、厦门港之间的试点直航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会谈纪要两岸试点直航正式启动两岸通航问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两岸空运合作则有些滞后，目前已实现客运“一票到底”(即在始发地可取道香港或澳门至目的地的——本联程机票)，货运“一单到底”(两岸货物经香港或澳门不换货运单)。1995年，两岸实现了间接直航，由澳门航空公司的同一架飞机，可经澳门换航班号后飞往两岸，实现了“一机到底”。2002年春节两岸又进行了“包机直航”，这说明，两岸直航其实已无任何技术上的障碍。

二、 两岸三通政策面临“三不涉及”的调整

回顾过去的二十几年，三通的历史就是近二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百多年来两岸关系最密切、最有实质意义、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时期，为国家的统—做了实质性准备。

大陆方面自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间应进行交流，相互发展贸易，并提议开放两岸三通起，三通政策可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分成两个不同阶段：政经一体阶段；政经分离阶段。

l、政经一体阶段。1979年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正式由和平统一取代武力解放，之后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国家统一。在政治上，大陆方面努力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在经济上，推动全面的经济交流。由于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内部和岛内政治格局变化的原因，“第三次国共合作”推动国家统一的设想成果有限；与此同时，两岸的经济交流则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大陆推动两岸三通初期，被台湾方面指“三通四流”的政策为“和平的谎言”，表示此举旨在松弛台湾心防，为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因此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全面禁止两岸三通和民间往来，在这之后由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陆—系列政策、国际经济岛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的力量和岛内利益团体的压力，台湾方面的两岸经贸政策逐步松动，两岸经贸快速发展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台湾民间对两岸三通问题已形成共识，其标志有二，一是在各种民调中，赞成两岸三通—直是岛内主流民意；二是2001年7月，由陈水扁政府举办的台湾不分党派共同参与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经发会)，在两岸三通问题达成共识，标志着台湾精英层通过多年的观察对此问题也已形成了一致意见。

2、政经分离阶段。1995年1月江泽民先生在《为促进祖国统—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并首次明确提出“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的主张。其实，相较台湾而言，大陆方面推动三通与其政治、经济目标高度一致，随着经济发展实力增强，自信大为提高，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大陆在三通问题上推出了很多举措。从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先生有关两岸三通议题公开言论中就可看出：

2001年1月钱其琛先生表示，两岸三通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有具体实际问题，应该本着一个中国、直接双向、互惠互利三原则，透过民间组织联系解决。希望台湾能立即付诸行动，让有代表性的业者沟通，包括航空、航运都可比照台港模式，以互不挂旗方式解决。

2001年4月钱其琛先生表示，未来三通航线定位为两岸航线并在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民间对民间的模式下签订协议书，不再坚持必须将国内航线等字眼记载在档上。

2002年7月钱其琛先生表示，只要把两岸三通看作是—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尽早可以实施，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我们多年来为三通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只要台湾有关民间行业组织得到委托，两岸三通协商就可以进行。

2002年10月钱其琛先生表示，三通是两岸的三通，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要先承认一个中国才能三通；两岸通航本来就是一种特殊方式，大陆可以不提“特殊国内航线”，就叫“两岸直航”、“两岸航线”。

大陆方面在三通问题上策略性的调整即考虑到了岛内形势的变化，为三通走出困境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两岸三通问题柳暗花明，又为直接三通提出了可行的方法。

由此，大陆在三通政策逐步形成了新的、完整的思路。由于新思路不涉及两岸谈判主体(中央或地方)；不涉及两岸的政治符号(国号、国旗)及内涵；不涉及两岸航线的定位(国内或国际)，创造性地绕开了两岸在三通问题上的政治障碍，也成功地实践了江泽民先生的“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的主张。

近两年后，2004年6月，台湾官方始对钱其琛先生的上述表态作出回应。6月13日台“陆委会”主委吴钊燮提出三通“回到”“钱其琛立场”，并宣称将调整“复委托机制”。

三、  当前推动三通的政经意涵

2003年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当年，台湾对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创下历年新高，首度超越美国、日本成为台湾首要的贸易市场。台湾对大陆进出口总额达463亿美元，比上年激增23．8％；其中出口354亿美元，增长20％，占台湾总出口比重24.5％；占大陆进口110亿多美元，增加37．9％，占进口比重8．6％，出、进口相抵，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达224亿美元，较2002年增加29亿美元。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贸易地区、第一大投资地、第一大顺差来源地、第一大出口地。

2004年1至4月，两岸贸易额又大幅成长33％，超过183亿美元，占台湾外贸总额的18％。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两岸经济目前已有较好的合作，但无论从资金上、产业等硬件上，或从制度、人力开发等软件的合作上两岸的合作程度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己，两岸直接全面三通将全面激活两岸在：旅游、贸易、投资、国际合作、能源开发、人力资源合作、大型基础项目合作、(电力、高铁、高速)农业、金融、海洋、航空航天、中国海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合作，全方位的深化两岸经济关系，造福两岸人民。

回顾十多年来两岸经贸交往的历程，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把政治、经济因素纠葛在一起，但两岸经贸一直快速发展，这说明两岸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利益有高度的一致性。从台湾而言，只有整合区域资源，通过与大陆经济合作，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才能在未来的国际产业链中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早期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祖国大陆的大举迁移不仅使迁移的中小企业本身通过横向扩张维持了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为台湾的新兴产业腾出了发展的空间；而近年来台湾中大型科技企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大陆投资更是这些企业面对全球竞争的战略之举。有人以为，台湾失业率升高，正是大陆所谓“磁吸”效应造成的。而据研究表明，如果硬把上述高新科技企业锁在台湾，它们的产品成本就会太高，将失去国际市场而倒闭，台湾失业率预料会更高。又如，由于两岸迟迟不能全面三通，台湾外商因而纷纷出走。台湾美国商会一度有600多个会员，现在只剩400多个，200多家出走美商大多迁移到大陆。

然而，从当前两岸情况来看，比起经济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320以后两岸关系颇为敏感，各方都在考虑并着手“两手准备”，但回归理性、回归现状、回归经济、维护和平仍为两岸主流民意所盼。而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岸三通能否持续推进已成为衡量两岸关系能否达成两岸及国际社会所愿的重要指标，推动两岸三通持续深化已成为当前稳定两岸关系的重要手段。

其实，两岸在推动全面三通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如两岸可先推动阶段性单向或单项直接三通；推动两岸对等建立若干个自由贸易(港)区，进行直接三通；按WTO原则规划、以非政府组织出面规划两岸产业分工；加速民间往来，特别推动大陆各界尤其是工商界人士入台，与台各界建立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推动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部门进行各种实质性的合作；关注跨国公司在两岸交往中的作用，特别在连接两岸资金流、技术流、物资流和人员流方面的作用等等。

作者为：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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