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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商的崛起

2005-07-20 16:26:47
华夏经纬网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1]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方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3]。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4]。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5]。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6]。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7]。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8]。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9]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10]。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11]。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12]。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3]。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14]。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注释:

[1]《张文忠公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2]《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3][15]《四库全书》,史部265卷,《江南通志》,卷2。
[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引。
[5]林西仲:《挹奎楼选稿》,卷1,《劝当议》。
[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诽程翁八十寿序》。
[7]陈去病:《五石脂》。
[8]见《嘉兴县志》,卷32。
[9]见《神宗实录.万历》,卷434。
[10]《太函集》,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11]同上,卷35,《明赐级阮公弼传》。
[12]《梦异笔谈》,卷3,《布利》。
[13]陈眉公:《各宫纪事》。
[14]《五杂俎》,卷4。

  来源:徽式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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