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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勇抗强敌

2005-08-30 09:56:18
华夏经纬网

1884年,中法战争的烽烟从中国的西南边陲烧向东南沿海,祖国宝岛台湾危在旦夕。安徽庐州府大潜山下,养疴田园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奉诏出山,临危受命,领导台湾军民成功地进行了抗法保台反侵略战争;战后台湾建省,他又首任台湾巡抚,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可以说是台湾给了刘铭传机遇,也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

 

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势下奉诏出山的呢?

 

根据故宫档案,清廷正式下诏的时间是1884421日,当日上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才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这是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提议,由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出面奏准的。周家楣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提议的幕后主使即是李鸿章。因为一个多月前,1884310日,李鸿章曾给总理衙门一封电报,要求朝廷考虑设立海军衙门。他心目中帮办海军的理想人选,就是刘铭传。

 

这时,越南战场的形势十分不利。326日、28日,法军连陷太原、北宁,清军前敌指挥、淮军将领黄桂兰由于弹尽援绝,多方掣肘,羞愧自尽。两广总督张树声和黄是儿女亲家,就此事给刘铭传写了一封长信,劝刘出山。

 

清廷在震怒之下,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命湖南巡抚潘鼎新赴广西筹办防务。接着,48日,慈禧又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不久又把总理衙门大臣全部撤换。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易枢”,是慈禧继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发动的第二次宫廷政变。恭亲王是皇族亲贵中的洋务领袖,和李鸿章一样主和。他的倒台,使李鸿章感到恐惧和无奈。

 

这时候的李鸿章,正在通过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法国舰队窝尔达号巡洋舰的前任舰长福禄诺商谈《李福简约》。417日,福禄诺提出了四项条款,主要内容:清军撤出越南,不再坚持中越宗藩关系;法国在签约时注意保全中国的“体面”;中方须将主战的驻法公使曾纪泽撤任,向法国赔偿兵费。两天后,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主张根据上述条款与法国议和。421日,也就是下诏令刘铭传来京陛见的同一天,清廷又正式下旨,命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签约。56日,《李福简约》在天津正式签订,此前数日,曾纪泽已被撤任。

在《李福简约》签订前两天,消息走漏,即有翰林院编修、名士梁鼎芬上奏弹劾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简约签订后,更是波澜大起,前后共有47份奏折弹劾李鸿章,认为他不战而弃越南,实属罪不可赦。一时间,朝野主战舆论高涨。慈禧一看形势,便将这些奏折一股脑儿发给李本人看,含有警诫之意。李鸿章只好噤若寒蝉了。于是又调左宗棠由西北来京充当军机大臣。

 

一面谈判,一面召见宿将,反映了清廷最高当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和战两歧、穷于应对的窘迫状态。新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加上孙毓汶等一班守旧派。世铎毫无政治见解,一切听命于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这时号称“太上军机”,十分强烈地主战。刘铭传的复出,与他的赏识有关。

 

根据罗刚《刘公铭传年谱初稿》的记载,当命刘铭传进京陛见的诏书由驿递加急送到时,刘铭传并不在家乡,而是远在杭州西湖之畔,诗酒会友,纵谈国事。当时的浙江巡抚是他的老战友刘秉璋,他们正在一起议论,最担心的是法国海军从东南沿海北上,重演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故事。刘铭传坚定地表示:台湾是东南门户,七省藩篱。如果他本人能到台湾前敌指挥军事,他将组成让法军不可逾越的第一道防线。刘秉璋则表示,他这里可以互相呼应、成为牵制法军北上的第二道防线。

 

朝廷要召见刘铭传,李鸿章也急着要见他。613日,刘铭传先赶到天津。这时,清政府刚刚任命的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上任途中过李府拜访。他们与李鸿章一起讨论了闽台防务。于是李鸿章一面向朝廷奏报刘铭传进京日期,一面挽留刘铭传在天津辅佐他办理北洋海军事务。

 

天津与台湾,一安一危,职位一实一虚(到北洋是帮办海军大臣,实权在握;去台湾只是以巡抚衔督办军务,日后能否升迁吉凶未卜)。面对前程的选择,刘铭传有着自己想法。他18岁就手刃土豪起家办团练,25岁率先加入李鸿章的淮军,所统率的铭军成为最早装备洋枪洋炮的近代化劲旅;他本人也号称淮军第一名将,28岁即升任清廷武职的最高官阶——直隶提督。但他“不乐以武功暴天下”,而是“思耸国家于富强之列”,也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然而,清代官场重文轻武,刘铭传虽然在淮军将领中战功最高,但没有功名,按清朝的法度,不能出任封疆大吏,只有建立非常的功绩,才能得到破格提拔和任命。台湾,对他个人仕途来说,既充满风险和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刘铭传几经思考后,毅然向李鸿章表示:辞安就危、避实就虚。这也反映出他为了捍卫祖国疆土的炽热情怀和勇敢担当。

 

622日,刘铭传抵达北京,第二天就和惇亲王、醇亲王、左宗棠四人一同被召见,这几位大臣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刘铭传虽然在1870年因为督办陕西军务与左宗棠积不相能,上奏折互相攻讦并因此辞职。但面对外敌入侵,他们一致表示要和衷共济,共抗强敌。

 

就在同一天,越南战场又爆发了北黎冲突。所以次日太后又单独召见了刘铭传。刘胸有成竹,递上《遵筹海防讲求武备折》,这是一份系统建设中国近代海防体系的方案,强调沿海设防应该分清轻重缓急:“用兵之道,实宜合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他的意见得到太后的首肯。

 

625日,潘鼎新部在观音桥大败法军,战事进一步扩大。26日,清廷正式下诏,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同日,法国海军部也电令孤拔担任远东特混舰队的统帅。71日,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到达上海,发出“踞地为质”的通牒,并狂妄地宣称:台湾的基隆是一个最易于攻取和保持的抵押品。75日,孤拔也赶到上海,准备从海上截杀刘铭传。

此前一天,74日,刘铭传向太后陛辞请训。太后对他此行充满凶险,十分关心,询问军备、粮饷和所带将士情况?刘铭传回答兵不在多而在精,并表示台湾虽然孤悬海外,但与大陆血脉相连,铭传深受国恩,誓与台湾共存亡。慈禧当即发布上谕:“著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立刻拨解军饷银四十万两,供台湾前敌添购枪炮、修筑炮台。”

 

76日,刘铭传回抵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台湾防务。当时铭军旧部散处各地,只好从直隶选派陆军教练100名,炮队教练30名,水雷教练4人,并挑选铭军旧将王贵扬等10余人,配带毛瑟枪3000杆,又从上海江南制造局拨给前膛炮10门,后门小炮20尊,水雷数十具。经过四天简单的编练,从天津坐小火轮南下,12日到上海。

 

刘铭传到上海后,为了迷惑法方,又有了一个新头衔:谈判副使。据史料记载,他在上海的公馆里“连日置酒高会”,一会说某日要赴台,一会说谈判好了就不去了。在孤拔摸不准行踪的情况下,他于714日午后安然脱身,16日清晨抵达台湾。从74日陛辞到赴任,前后不到半个月。可以说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没有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心,是不可能做到这样临危受命,勇抗强敌的。(安徽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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