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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风气之先的铁路议

2005-08-30 10:04:46
华夏经纬网

一、铁路议的缘起

 

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修建铁路的中国人是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他在1859年写的《资政新篇》中曾经建言,给能造火车者以专利,并在全国“二十一省通二十一条大路,以为全国之脉络。”格于时局,未能实行。在他之前一年,还有一名外国人,即驻印度英军退伍大尉斯普莱(Richard Sprye),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建议修筑一条从下缅甸通过中国西南边陲重镇思茅进入华中的铁路,以应付“将来的竞争”,并且自印了一本《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争取舆论。但英国政府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方列强正式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修筑铁路的要求是在1863年底,由英、法、美三国驻沪总领事通过江海关道,向李鸿章建议承修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遭到断然拒绝。李鸿章在同治四年二月十七日的致总理衙门的信里回顾说:“苏城初复时,该领事等请由沪开铁路至苏,当经剀切禁阻。……查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中国亦易正言拒绝。”可知,直到1865年,李鸿章和各省督抚的认识是一致的,对铁路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就在这一年,总税务司赫德写了《局外旁观论》,接着,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也写了一篇《新议略论》,都有修筑铁道的建议。李鸿章向来以趋新自诩,读到这些,自然会有所触动。1867年,清政府在派遣蒲安臣代表团出使前,考虑到西方各国公使经常向总理衙门提出修铁路问题,于是总理衙门又以信函的形式向各督抚征求意见,得到的反馈仍然是众口一词,碍难实行。李鸿章此时已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的态度是:铁路“有大利于彼,有大害于我”,坚持不允;但又指出:“铁路工本,动费千数百万,即各国商众集赀,亦非咄嗟能办。或谓用洋法雇洋人,自我兴办,彼所得之利,我先得之,但公家无此财力,华商无此巨资。官与商情易隔阂,势尤涣散,一时断难成议,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这大约是受到丁日昌的影响,因他这一时期正忙于剿捻军务,在与丁的通信中,多次谈到运兵运饷的困难。而丁日昌草拟的《三洋水师章程》中,也隐含有发展近代国防,水陆交通须放在第一位,必须“权自我操”的思想。

 

187210月,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信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的观点,他指出:“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三军必皆踊跃,否则日蹙之势也。”当时“闻此言者,鲜不咋舌。”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沿海形势紧张,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所附条陈中乘机向朝廷提出,如果内地修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里,不致误事。但奏折递上后,也是洋务重臣的文祥竟然“目笑存之”,次年春,李鸿章又趁进京参加同治皇帝葬礼之际,向恭亲王力陈铁路的利益,并请先试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奕訢则以“无人敢主持”为由拒绝;李又请他能否“乘间为两宫言之”,奕訢仍复以“两宫也不能定此大计”婉拒。于是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其实,“绝口不谈”只是李鸿章在信里向郭嵩焘讲的气话。18773月,郭嵩焘抵达英国甫及三月,就接连给李鸿章写了四封信通报在英国的观感,在第四封信里,他写道:“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李鸿章的回信就是说明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由于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连文祥、奕訢这样较开明的中枢权臣都感到无能为力。

 

李鸿章的修铁路计划受阻,而英国商人却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路,19世纪70年代初,英商怡和洋行即以修马路为名,瞒着中国地方当局修建吴淞铁路。18767月,上海至江湾段建成通车,因发生轧死中国人事故,被迫停驶。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F.Seward)提出,吴淞铁路可否“准令洋商承办,照各国通例,由中国抽纳捐税十年,再照原价收回。”李鸿章当即拒绝,认为英商欺瞒在先,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必须收回此路。 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二人前往上海,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F.Mayers)谈判,最后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买回,也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但是买回来以后如何处理,李鸿章却与沈葆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梅辉立曾经建议,仍交怡和洋行承办数年,李鸿章坚决拒绝,主张由华商集股,继续经营。但沈葆桢却将用重金买回的这条铁路拆毁,铁路器材运往台湾,弃置海滩,任其锈毁。以至于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另一封信里愤然写道:“幼丹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这个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正是感到在内地修铁路阻力太大,李鸿章也将眼光转向台湾,并寄希望于时任福建巡抚的丁日昌。1877年,丁日昌通过对台湾的考察,上奏清廷,主张在台修建铁路。这是与李鸿章充分商量过的,李鸿章在读过奏折草稿后,随即提出意见,认为“各省煤铁矿渐兴,内地轮路亦须筹办,独惜大疏后段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未免瞻顾太多,转予廷僚以口实。兄曾发狂论以‘朝开铁路,夕死可矣!’仅见台湾线路之成,尤非志愿之所及。”可见他的期望和抱负很大。丁的奏折递上后,李又很快去信表示支持,鼓励他“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当时台湾士绅林维源、林维让兄弟捐银50万两作为筑路经费,清廷却将这笔巨款给用于赈灾,釜底抽薪;李鸿章又出面向英商丽如洋行借款,又因利息过高也未借成。加上丁日昌本人病重离台,所以台湾铁路此时并未能修成。

 

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总办唐廷枢禀请李鸿章从唐山修筑一条至胥各庄的轻便铁路,用来运煤。李鸿章专折具奏,获清廷批准。唐胥铁路顺利动工,修路工人都用矿区四周地区的农民,并聘雇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督修。这一情况使李鸿章深受鼓舞,认为修建一条横贯南北的大铁路时机已到。于是就有刘铭传的上奏,从而引发一场铁路问题的大论战。

 

二、铁路争议的经过及影响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局势紧张,俄国出动陆海军进行威胁,清政府在派曾纪泽谈判的同时,也开始做战争准备。926日(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上奏称:“查刘铭传将略最优,……昨复钦奉谕旨,饬催来京,臣又备文加函敦劝矣。该提督勋望智略,实不在鲍超之下,昔年督办陕西,并未遇贼,竟遭谗毁,素性耿直,不受羁勒,未免抑郁以去,此次如投袂赴阙,惟祈温谕慰勉,假以事权,其才可当一面。”清廷接受李鸿章的推荐,旨命刘铭传进京陛见。

作为追随多年的老部下,李鸿章对刘铭传一直十分器重。早在同治八年刘铭传在剿捻军务结束后,因嫌朝廷“功大赏轻”而乞病归乡,与李长乐等在家乡吃喝嫖赌、放荡不羁。李鸿章得知后,立即去信规劝:“……久无嗣音,未知踪迹近在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欲张乐,酣戏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醇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但他也知道,刘铭传出身卑微,没有功名,必须遇非常事件有非常表现,才能破格擢拔,由武入文,得授封疆。所以1870年的天津教案和此次的伊犁交涉,他都设法推荐刘铭传应诏赴京,也是为这位爱将创造机会。

 

上面这封信对刘铭传一生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整个70年代,他在养疴田园的同时,读了不少西学书籍,同时也接触了不少具有社会改良意识的人士,并且曾经雄辩地提出:“非罢科举、火部案、辟西校、拔真才,不出十年,中国将不可问。”思想见解上的认同、放言无忌的个性、以及赋闲的勋臣旧将的地位,使李鸿章觉得,刘铭传是能够提出自己“绝口不谈”的话题的合适人选。1122日刘铭传乘轮船由海路抵津,谒见李鸿章,并在天津盘桓六日,28日方起程赴京。这六天当中,除了交换对伊犁备战形势的看法,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李氏幕僚们的帮助下,起草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

 

根据目前的有关资料,参与草拟工作的,有李鸿章的机要幕僚吴汝纶,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吴、范本是好友,范入李家,即是由吴推荐,两人共同切磋,自不在话下。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是张佩纶,由于其父原安徽按察使张印塘在咸丰初年与李鸿章一同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互相激励劳苦。”是共过患难的战友。所以张佩纶在18791881年丁母忧期间也在李鸿章幕府帮忙办事,他也对于奏稿的修订提供了意见,并且由于他的关系,另一位清流健将陈宝琛也得以参与对奏稿的起草修订工作。所以在陈宝琛的《陈文忠公奏议》家刻本里,保存了刘铭传所上的这篇奏折。

 

正像王家璧所指陈的,李鸿章对这一切,事先都知情。他在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给张佩纶的信里说:“省三回津,日趣复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与吾党发其端。”这是明确地把这项奏议放入集团的利益目标加以考虑。半个多月后,他在十二月初五日致张佩纶的另一封信里又和盘托出真情:“铁路一事,鄙人蓄之十年,明知与世龃龉,未敢遽发,此执事所略知矣。省三入山后,书问久绝,比应召而出,谓专以此献之大廷,方服其识力之勇决。乃天语亦相咨询,倘不乘斯时旉陈事理之必当行,负国负友兼负平生矣。”所以也可以说,这份《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是刘铭传打算再度出山时,献给李鸿章乃至清廷最高当局的一份见面礼。李鸿章趁时复奏,不愿负国负友负平生,也表明他和刘铭传之间有着某种约定。

 

刘铭传的奏折是十一月初二日(123日)正式递上的,在折中,他具体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特别指出北邻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十年,祸将不测”;东邻日本,“恃有铁路,藐视中华,亦遇事与我为难。”面临俄、日两国强劲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急起直追,修造铁路,有了铁路,便于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亦有利于漕务、商务、赈务、矿务和旅行,是一项“裕国便民”之举。他还在折中建议修造南北铁路各两条:南面两路,一由清江至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均直达北京(亦即后来津浦、卢汉铁路的雏形);北面两路,由北京东通奉天,西通甘肃。鉴于铁路修筑工需浩繁,他又建议可以先借洋债。

 

此折一上,立即在朝廷内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字子腾)抢先上折反对,指出修建铁路有“三弊”:一、清江浦乃水陆通衢,一旦筑路,商贾辐凑,洋人觊觎,难免不生事端;二、清江浦至京,一千数百里,田、庐、墓、桥之拆移,难免不会滋生扰民之事;三、修路虚糜帑项,赔累无穷。清廷接到这个意见,立即将其与刘铭传原折一并发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讨论。要他们“悉心妥议具奏”

 

李鸿章于十二月初一日(1231日)呈上《妥筹铁路事宜折》,对刘铭传奏折中的论点进一步详加论述,主要胪列了修铁路的诸种好处:便于运兵御侮、保卫京师,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遇有水旱灾害可以及时赈济等;他还建议中国应成立铁路公司,由刘铭传担任督办。针对张家骧提出的“三弊”,他还特意附上了《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逐一予以驳斥。认为:“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并指出:“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经费的筹集,“若洋债未能多借,商股未能骤集,则虽欲举办,一时亦乏其力。”在给张佩纶的信里,他也坦露心曲:“子腾所驳三大弊,业经详具一疏,剀切上闻。即使阻于廷议,后世必有踵而为之者,勿令笑我辈之拙也。”可见他对因顽固派的反对而“阻于廷议”是有心理准备的。

 

果然,李鸿章的奏折一上,立刻又引起一片新的反对声。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等纷纷上奏指斥。刘锡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修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力者九、有害者九”,认为如果铁路修通,中国险要尽失,外敌即可长驱直入;洋人亦可由铁路进入内地城乡;修铁路需采购大量外国器材,会导致白银大量外流;火车运费高昂,运费加入货价内,会造成货价猛涨;丝茶为中国主要出口品,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大增,价格就会下降;加上当前国库不裕,民力贫弱,修铁路实无此巨额财力。刘锡鸿曾经出使英德等国,号称通晓洋情,尽管其言论强词夺理,有些地方甚至荒唐可笑(如说修路会触怒山川之神,易发生洪涝灾害),但颇能混淆一些人的视听。尤其是筑路经费问题,正好触及李鸿章的短处。至于其他人,如周德润叫嚷在中国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璧攻击李鸿章“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廷谋。”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刘坤一的奏折于次年正月初八日递上,他一方面认为:“铁路火车之有裨益,别项虽未深知,至于征调转输两端,可期神速,实为智愚所共晓。”赞成先修筑清江浦至北京一路;另一方面又担心铁路建成后,会使脚夫失业,税利减少。所以建议总理衙门“参酌异同,权衡轻重”。态度暧昧,模棱两可,实际上把球又踢给了朝廷。当时刘铭传还是赋闲之身,一见事不可为,便仍请赏假养病,打道回府。李鸿章孤立无援,在这场论战中败北的命运便是注定的了。1881214日上谕发布:“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李鸿章当时在写给王闿运的信里愤愤不平地说:“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即反映了他这种四顾茫然的心情。

 

 然而历史毕竟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李鸿章一看铁路修筑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便转向兴办阻力较小、投资规模不大的电报事业。这也是他在1867年首次上奏清廷正式提出的,当时未被采纳。1880年当年,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次年又在天津与上海间设立了7处分局。随后又不断扩展,建成浙、闽、粤陆路电报干线。与此同时,唐胥铁路工程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1881年末建成,全长约10公里,1882年,英国工程师金达用矿上的废锅炉改制成一台蒸汽机车,用以运煤,又遭顽固派弹劾,说什么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奉旨查办,机车停驶。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等力谋挽救,几经周折才得以重新运行。这件事,增强了李鸿章等人兴修铁路的信心。

 

 经过中法战争,清廷最高统治当局终于逐渐认识到建设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由醇亲王奕譞任总理,李鸿章为会办。清流人士、兵部侍郎黄体芳曾经上奏要求清廷免去李鸿章的会办职务,被廷旨斥责为“迹近乱政”,将他“交部议处”。这也说明清廷在这一问题上对李鸿章开始信任。李鸿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奕譞支持,于1886年组成开平铁路公司,出资收购唐胥铁路,并扩修至芦台,名唐芦铁路,1888年又延长至天津,称津沽铁路,全程约130公里。随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也在台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招商引资,兴修台北到基隆、新竹的铁路。淮系官员的这些作为,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18873月,奕譞奏上《请准建津沽铁路折》时,同样也有一批顽固派人士跳出来反对,如大学士恩承和吏部尚书徐桐联名致函奕譞,极尽危言耸听,但奕譞不为所动,因为他此时对铁路的认识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李鸿章则据理力驳,对两人谬论一一澄清。

 

到了1888年末,又有更多的顽固派反对修路的弹章蜂拥而来,甚至有20多人联名的。著名者有国子监祭酒盛昱、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仓场侍郎游百川、内阁学士文治等,叫嚣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并说太和门失火是“天象示儆”,围攻李鸿章“误国家”。要求罢建津通铁路。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写了《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等信件,逐一批驳反击。奕譞见事情棘手,只好奏明慈禧,于1889214日明降懿旨,命有关的13位督抚将军对双方意见各抒己见。除了一人未见复奏、两人不作表态外,其余十人的复奏,均经慈禧详加披阅,认为唯有两广总督张之洞、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护理江苏巡抚布政使黄彭年的奏折“各有见地”。这三人都是主张兴修铁路的,后两人又是淮系成员,尤其是刘铭传,不但上奏支持,而且还向李鸿章拍发电报说明利害关系:“津通铁路此次如办不成,以后绝难再举,不独贻笑外洋,朝野有志之士亦冷心解体。”李鸿章给刘铭传的电文则说他读了刘的奏折后“痛快得未曾有”。这说明,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孤军奋战了。而且,尽管日后在修路问题上又有津通和卢汉之争,但修建铁路这件事本身,在近代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李鸿章、丁日昌、刘铭传等淮系官员在铁路筹议中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安徽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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