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写工作时，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于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承诺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果然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由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取得成功的“造反”运动。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因此，他们普遍对社会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不过，这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流派繁多，意义纷乱，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起初，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窗纱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并且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世界。但是，在改造社会的方式问题上，他不赞成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而是把推行温和的改良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从毛泽东当时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他算得上是一个十足的人道主义者，就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后来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最终放弃社会改良的观念，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是伴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实践的了解不断增多和认识逐步加深，并且在推行社会改良的种种试验屡屡失败、“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之后，才得以最终实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势所迫，被“逼上梁山”的。正如1961年9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所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创办《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毛泽东主张实行社会改良的一个具体途径，是一种“呼声革命”的改良办法。但是，在军阀当道、强权统治的社会现实底下，连这种“呼声革命”都难以进行。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刚刚印出，就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与此同时，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强行解散。

这一事件虽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社会改良的主张。《湘江评论》遭查封后，毛泽东一方面先后利用《新湖南》、《大公报》和《女界钟》等报刊，继续开展“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的舆论宣传，批判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提倡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新村”建设构想，并把计划书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以便引起社会的关注。长达半年的驱张运动，虽然揭露了张敬尧的种种罪行并使他声名狼藉，但是并没有取得把张敬尧赶出湖南的预期结果。最终迫使张敬尧退出湖南的还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毛泽东的改良梦想又一次受到冲击。

但在1920年6月张敬尧被逐出湖南以前，毛泽东对驱张运动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而且他坚持把驱张看做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所以，在从事驱张活动的同时，他也在思考驱张以后湖南的建设应当怎么搞的问题。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并把他起草的具有明显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寄去征求意见。虽然他明确表示“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并且觉得自己提出的改良措施不过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他坚持认为，“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些都不去做，“便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曾为建设新村的设想与有关方面进行过联络。1920年2月，他饶有兴味地参观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考察了他们以共产互动为特征的新生活。4月7日，他又登门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

不过，毛泽东接触更多的人是李大钊。他和李大钊多次讨论过赴俄留学的问题，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高度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特别留心搜集和阅读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曾就此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促使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还有苏俄政府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以及陈独秀对他的影响。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沙俄时期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条件归还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和其他各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和在中国境内的俄国贸易区。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同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这两次对华宣言在1920年3、4月间，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公之于众。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大受鼓舞，“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应，并且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推动。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赶赴上海。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共商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同时，顺便为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人筹组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曾多次会晤陈独秀，与他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工作计划等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回到长沙。这时已经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他，一方面致力于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并为实行湖南自治而奔走。又经过近半年的艰难跋涉和痛苦思索，毛泽东最终放弃了社会改良的观念，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完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刊登在湖南《大公报》上，文章称：“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于8月2日正式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它经营的书刊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现代教育之趋势》，以及《新青年》、《劳动界》、《少年中国》、《新生活》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给予了特殊关注。8月22日，毛泽东与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举行会议，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9月16日，研究会正式成立，毛泽东被选举为书记干事。毛泽东这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先后推荐《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在华南《大公报》上发表，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对湖南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实现湖南自治而奔走呼号。在上海时，他就曾与彭璜等起草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并发表在《天问》周刊和《时事新报》上。获悉张敬尧被逐出长沙的消息后，他又先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成》、《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述了他对实行湖南自治的主张。当时他就深刻地意识到，旧的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废，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拨起，不足以言摧陷廊清”，而根除的办法，是废督裁兵，实行民治。他提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在长沙，当他得知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政策的消息后，又接连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对实行湖南自治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大胆设想，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他还说：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中国现在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发生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加腐败。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自由，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因此，他呼吁：“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

同时，他还针对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进行了一番剖析和批驳，提出了“湘人自治”概念。他指出：湖南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为“湘人治湘”是“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因此，湖南自治应搞成源自下层的政治运动，就像“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一样。否则，所谓的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

这些言论表明：一方面，毛泽东这时已经开始把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认真思考实现“根本改造”的具体途径，并且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不同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了。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实行社会改良的想法，仍然把类似放大了的“新村”、带有一定改良特征的“先分后合”的救国方案，看成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

湖南自治的舆论声势已成。毛泽东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起一种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此同时，谭延闿也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他会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来草拟一部“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毛泽东当然不能罢手。形势的发展，迫使他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实际运动中去。

谭延闿官办自治的方案刚发表，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编龙兼公就动议搞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题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这个文件利用谭延闿原来所作的开明姿态，承认谭延闿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认为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由这个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比较现实的。同时提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每五万人中产生一个。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这个文件于10月5日至6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签名者达三百七十七人，几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泽东为实施这个文件多方筹划奔走。7日，他参加湖南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请愿书》。8日，他又出席省教育会召集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系会议”，到会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泽东担任主席，详细讨论了宪法会议选举和组织法要点，并推举方维夏等将讨论结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着大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时，彭璜等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在省议会门前，出于对包办“制宪”的不满，还有人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而代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更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知道毛泽东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便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上登出《辩证函》，郑重声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警察没有再采取什么行动。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无情的事实迫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11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

在萍乡，毛泽东又从行动回到了思考。原来设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须另外开辟一条新路。他一向是个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探索中不断扬弃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的人。毛泽东对几年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彻底抛弃了社会改良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1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等人的信中表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使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到11月底，他还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12月间印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毛泽东在《通信集》中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这些运动之外的“主张”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自1920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留法的会员到这年冬天已达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阅读法文书刊，“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革命书刊。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园会议要求法国会友定期会集，组织座谈。萧三把这个精神带了到法国。1920 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论。会议委托蔡、萧二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

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针对中国的情况，蔡和森说：“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这两封信在路途上时，毛泽东正为自治运动忙得不可开交。他大约在11月份看到它们，这时正好已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引注）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萧子升随后于1920年12月底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事实的教训，使他终于摆脱开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这个决心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决心，他再也没有回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