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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深圳几位爱国名人
2010-02-04 08:41:18    华夏经纬网

廖虹雷  

    明清以来,深圳(古称新安、宝安县)一直位于抵御倭寇和抗击英、葡、荷兰侵略者的前沿阵地;辛亥革命前后又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祥地,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新思想影响,因此,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深圳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特别突出是“打响反抗西方殖民侵略战争胜利的第一枪”(1522年史称“屯门之战”)、“打响鸦片战争第一枪”(1839年9月4日赖恩爵指挥大鹏水师痛击英船,史称“九龙海战”大获全胜)和“打响辛亥革命前夕第一枪”(1900年孙中山发起三洲田起义,史称“庚子首义”)的历史,涌现不少爱国仁人志士,他们无愧于历史,历史也没忘记他们……

宝安青年参加上海著名进步社团“南社”活动

    在“南社”成立100年之际,我随上海浦东区联洋文学沙龙一批老同志,参观了金山区张堰镇的“南社纪念馆”,在一千多名南社成员的碑刻名单中,我发现宝安籍知识青年陈伯苏和刘景初,后来再查资料,尽管没有这两人详细的记载,但已令我兴奋不已: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深圳的热血青年,不远数千里参加上海南社活动,积极投身于上世纪初的革命运动。

    据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南社”条目注释:“辛亥革命时期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早在1903年,由高天梅发起并联合高吹万、高增3人在他们家乡上海张堰镇创办了一个以唤醒国民觉悟、拯救民族危机为宗旨的“觉民社”,并编辑出版《觉民》月刊。1904年高天梅先生在日本留学结识了孙中山,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不久,高天梅回国,孙中山委以重任。高天梅陆续介绍陈陶遗、柳亚子、姚石子等人加入同盟会。此时高天梅、陈陶遗的活动受到清政府的查禁,他两人被列入通缉黑名单,不久因奸徒告密,陈陶遗被清政府拘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保释出来后,陈陶遗首先约柳亚子和高天梅密商成立南社事宜。1909年11月13日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召开南社成立大会(又称南社第一次雅集),至1922年结束,南社共有18次雅集。

    为扩大影响,南社除了在张堰镇活动外,秘密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租界。这时南社成员发展迅速,范围遍布长江三角洲地区,也远及华中、华北、东北、华南及西南诸省,而且在江苏、辽宁、广东、湖南、浙江、福建等地,还自发先后成立淮南社、辽社、粤社、湘社、越社和闽社等分支机构。以上海南社为核心,加上其后的新南社与南社纪念会总人数达1650人。同盟会中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南社的奠基人。成员有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爱国知识分子沈钧儒、周实、宋教仁、邵飘萍、杨杏佛、郁曼陀、柳亚子、何震生、沈砺、陈去病、朱少屏(周恩来和陈毅等一批出国勤工俭学介绍人和经办人)等。

    南社人秉承反专制、反压迫、反独裁、反帝反侵略的宗旨,积极开展各种爱国斗争和争取男女平权等运动。其时主要在民间办报和兴办教育两个领域上占领思想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其时由南社人办的报刊七八十种之多,其中名声很大的就有在日本东京创刊的《醒狮》,在上海创刊的《国民日日报》《民呼日报》《民国日报》《民立报》《复报》《神州日报》《太平洋报》以及《中国女报》《中国白话报》等,所以柳亚子当年曾豪迈地说:试看今日之报界,都是南社之天下。李叔同从日本返国后担任《太平洋报》编辑兼管美术、广告和副刊,宣传新思想,创始美术和广告新理念。南社创始前夕,也是清廷废除科举之初,中国人办新学最早的是马相伯、蔡元培;南社人把办新学作为振兴民族、改造社会的最好途径。他们既把办学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又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和从事革命的掩护。他们不计名位,义务办学,为开风气之先,率先创办女子学校、办体校、美校、办乡村教育和普及知识的大众图书馆等。许多饱学之士或担任过各级学校校长及南北知名大学的教授,为了爱国,为了普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乐于教中小学,献身爱国教育。与秋瑾亲如姐妹的安徽芜湖吕碧城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在上海办《中国女报》;张默君在苏州创办《大汉报》与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并担任神州女学校长;湖南衡水唐群英也是秋瑾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她是中国革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回国后加入南社,她曾筹建女子军队,在武昌起义时,英勇作战,得到孙中山的接见和嘉奖,被誉为“巾帼英雄”。

卓凤康先烈和“龙华反清起义”

    宝安区龙华街道处于东江抗日革命根据地羊台山的北麓,约距离深圳市中心区30公里,在各个时期许多革命烈士中,当地有一位著名的人物。据《宝安县志》记载:卓凤康1886出生于牙买加,祖籍新安(今宝安)县龙华弓村。父亲卓扬高经商于南洋、西欧等地。1894年卓凤康8岁时,随同父母回到家乡龙华弓村,进私塾读书,深受1899年锦田人民反抗英军斗争和1900年三洲田起义的影响。1906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投身反清的革命斗争。这一年他与郑友成婚。

    1911年4、5月间,卓凤康与周振源一起秘密发动和组织龙华、乌石岩两地民从近千人起义,坚持了3天,卓凤康身先士卒,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次起义有力地声援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消息传到深圳,10月30日宝安县龙华人民在卓凤康、何玉山(赤岭头村人)、吴兆祥(浪口村人)的率领下,进攻新安县城南头,卓凤康率先冲进南头的县衙门,手里拎着一包当作干粮的煮鸡蛋,县官们看见,以为是炸弹,吓得魂飞魄散,作揖求饶。所有官员、衙役束手就擒。新安县宣告光复,由何玉山代任县长之职,结束清王朝在新安县265年(顺治三年至宣统三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

    1913年秋,孙中山先生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伐袁世凯,被袁军打败,孙中山流亡日本。跟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卓凤康,也被宝安县的复辟政权通缉。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及三个女儿,又远渡重洋到牙买加避难。1934年卓凤康再次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国的活动。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卓凤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同日寇作斗争,成为抗日的英雄。1942年10月,卓凤康不幸被日伪军黄文光所捕,后于观澜英勇就义,时年56岁。牺牲前职务为龙华乡乡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宝安县人民政府追认卓凤康为革命烈士。

郑毓秀是民国时期第一个女博士

    中国的第一个女博士是出自深圳的郑毓秀。1924年,她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殊荣,也是中国最早的女律师。1925年郑毓秀回国,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6年她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一个律师所,执行律师业务,是中国第一个女律师,1927年8月郑毓秀与魏道明在上海结为伉俪。此后,郑毓秀开始扬名于上海滩。同年,大学教授杨杏佛在上海被捕,郑毓秀利用她的关系和方便,向法租界当局疏通辩护,使杨杏佛获得释放。年底,郑毓秀被任命为上海法政大学校长,该校原是孙中山先生为培植革命建设的法政人才所建。郑毓秀接任校长后,着手制订改进校务与扩展计划,除保持自由研究的优良学风外,并注重司法业务,以理论与实际结合。1928年,该校改名私立上海法政学院。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郑毓秀获任第一届立法委员,为最初的51名委员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亦成为只有5位委员的“民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她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她还先后任建设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与外交委员会委员。从1927年起,郑毓秀曾任上海审判厅厅长、监察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法学院院长。其夫魏道明,也因为郑毓秀与汪精卫、宋美龄、王宠惠等国民党要员的密切关系,而屡获升迁,先后任南京市市长,驻美大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郑毓秀在随魏道明出使美国期间,曾任美国援华会名誉主席。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期间,郑毓秀曾定居台湾。1948年,郑毓秀夫妇移居美国。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因癌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令深圳人骄傲的郑毓秀女杰,1891年出生在新安县西乡镇屋下村(现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乐群社区)。如今成为市级纪念馆的“绮云书室”就是她童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她的祖父郑姚,出身穷苦,凭努力和机遇后在香港发迹,成为有名的大商人,曾赈黄河水灾,受慈禧太后的封赐。父亲郑文治,在京城清廷户部任职,母亲出身大家闺秀。她小时候在祖籍西乡家里最喜欢听母亲讲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1903年,12岁的郑毓秀与母亲从广州经香港到北京,进入崇实女校学习,接受中国语言、历史、地理、算术等科目的正规化教育。在父亲的书房,她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不禁热血沸腾。13岁那年,郑毓秀由父亲和祖母做主,许配给广东某高官之子。从小正直反叛的郑毓秀对这门婚姻反感,便大胆给曾家公子写信,成功解除婚约。为这事,郑毓秀惹了一场风波,次年,郑毓秀离家出走,入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接受西式的教育。郑毓秀在北京、天津的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哥为她带回很多关于革命党的资料,她阅读后渐渐萌生革命念头。当她获悉革命党人活跃在日本的消息后,说服父亲同意,随姐姐前往日本留学。在廖仲恺的介绍下,郑毓秀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这一年是1906年,郑毓秀只有15岁。不久,同盟会安排郑毓秀回国担当“情报员”。因为其父在北京做过清廷户部的官职,所有的邮件不需要检查就可以直接寄到郑家。几年后,郑毓秀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凭她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以及一位西欧外交官和几位外国朋友的掩护和帮助,工作非常出色。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曾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同时两次参与革命党人组织的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

    第一次是行刺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非常恐惧,为挽救灭亡的命运,于是就找到了袁世凯,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以镇压革命党人,这样就有了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的活动。刺杀小组一行12人,郑毓秀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刺杀行动的计划,将刺杀人员分成4组,每组3人,在预定地点从四个角落同时向袁世凯投弹。1912年月1月15日,各组已奔赴战斗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因为最新的情报揭示,南北和议真正的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毓秀连夜行动,及时通知了8位战友。但是,第二天未接到通知的4名战友,仍按计划向袁世凯投弹爆炸。此时郑毓秀也在现场,她机警地用手枪向天开了两枪,接着又开数枪击毙了一匹马。因郑毓秀素未受过严格的军事射击训练,开枪时,右拇指一块肌肉被夹在板机上,痛彻心肺,鲜血直流。这一疼使郑毓秀清醒过来,觉得应立即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她急忙将枪一抛,把带血的手藏在大衣袋里,并故意靠近警察,大声斥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无法无天的革命党,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类暗杀之事!”那些警察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流竟是这次暗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炸,仅炸死袁世凯的卫队长及卫兵数名,坐骑一匹,而袁世凯捡回了一条老命。3名革命党人当场被捕,真正的投弹者严济芬却得以幸免。事后,郑毓秀回忆她当时听到炸弹爆炸声时的心情,“到底是表示庆祝呢?还是凑热闹而打着好玩呢?”可见,郑毓华临危不俱,具有革命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风范。

    第二次是行刺良弼,是在刺袁世凯行动后不过10天进行的。良弼是满人,他掌握着一定实力的军队,且又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他坚决反对清廷退位,是顽固守旧的人,是革命党人的死对头。郑毓秀等到接到任务后,汲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于是改变行刺方法,决定以少出奇制胜,即派一人先接近良弼,然后近距离炸死他,但这只能是自杀性的行刺。革命党人彭家珍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个使命。行刺的前一天,郑毓秀姐妹与彭家珍话别,场面感人至深。彭家珍大有荆轲之志,“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视死如归气概。尤其是郑毓秀的大姐,当时正与家珍在热恋中,生离死别让郑的大姐当场晕倒。郑毓秀也泣不成声。1912年1月25日,彭家珍乔装成清兵,作为沈阳军事当局派来的传达员,有重要军情面告良弼。当外出的良弼回寓所时,在那里等候多时的彭家珍便迎上去,良弼也是久经沙场,老谋深算,见来人面生不太对劲,便存有戒心,急欲躲避。彭家珍紧追几步,将炸弹拉响在良弼门口的石狮上,轰隆一声,革命党人彭家珍倒下去了,当场牺牲,而良弼也被炸,重伤倒地,两天后也死去了。良弼家门口的爆炸声传来,得悉彭家珍牺牲,行刺指挥部同仁和郑毓秀姐妹悲痛欲绝。革命,使她们失去了亲密的战友;为了救国,21岁的郑毓秀出生入死,视死如归,口碑传世。          (2009年5月23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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