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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陵里究竟埋藏着什么

2005-08-30 15:46:50
华夏经纬网
 

  高宗和武则天二人穿着一百二十套大殓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棺材里应该放置着大量书籍字画,其中很可能有武则天自做的《垂拱集》以及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

  人们对武则天的执着探询,不仅因为其身为一代帝王,更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名女人。

  一座埋葬了一男一女两朝皇帝、1200年来从未遭受过盗墓者破坏的帝王陵墓,究竟藏着多少秘密?

  争议中的乾陵发掘

  7月,关中平原的武则天墓——乾陵再次进入世人的视线。

  7月5日,针对是否开掘古墓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和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向外界表示,武则天墓(乾陵)目前尚在论证,不会开挖。

  新闻发布会后,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众说纷纭。专家们有的扼腕叹息,认为又一次错过了机会;有的则长长出了一口气,认为暂不开挖是理智而冷静的。

  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乾陵的司马道上,青石铺成的路面散发着炙人的热浪。

  司马道边上有一家卖冰镇饮料的小摊。摊主是一个慈祥的大妈,姓赵,已经在这里卖了4年饮料了。虽然有遮阳伞,但热浪还是把赵大妈的脸烤得红红的,汗珠从她的脸上滑落,滴在青石路面上。

  7月中旬,乾陵的旅游旺季才刚刚开始。游人们受不了天气的炎热,纷纷来到赵大妈的摊前买饮料。

  赵大妈说,按现在的天气,如果来的游人比较多的话,她每天能卖出上百瓶饮料。但这个可观的数字还是不能让赵大妈满意。她的丈夫在乾陵外也摆了一个小摊,卖纪念品,儿子在西安一所大学念大二,“花钱就跟流水似的”。两个小摊就是赵大妈一家的收入来源。

  前一段时间,赵大妈一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因为他们听说,乾陵就要开始发掘了。那阵子,一拨一拨的专家、学者来到乾陵,在这里考察、讨论,时而激动,时而沉默。

  赵大妈听不懂他们讨论的内容。但她隐隐约约意识到,要是真的发掘乾陵,她每天肯定能多卖出不少饮料。“乾陵里埋了两个皇帝,从来没被盗过,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宝贝呢。这些东西埋了上千年,一旦挖开了,来看的人肯定比现在多多了。 ”赵大妈说。而旅游者一多,她和丈夫的生意就会比现在更好,一家人的生活也能过得比现在宽裕。

  但赵大妈的兴奋没有维持多长时间。7月5日,针对是否开掘古墓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和西安市市长孙清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向外界表示,武则天墓(乾陵)没有被盗过,非常珍贵,开挖必须是在各方面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目前尚在论证,不会开挖。

  赵大妈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但赵大妈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一脸遗憾:“怎么就不挖了呢?我觉得还是挖开好些。挖开了,才会有更多的人来旅游。”

  未被破坏的帝王陵

  乾陵在我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历代帝陵中,乾陵是最特殊的一个。它位于西安西北方向的梁山主峰下,规模宏大,收藏丰富,一男一女,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朝皇帝合葬一室。更难得的是,1200多年间,虽然发生过多起盗掘乾陵的事件,但盗墓者始终找不到关键的墓道口,因此乾陵至今“原封未动”,没有遭受过破坏。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坟墓,乾陵更是备受国内外关注。

  这样一座如此特殊的陵墓自然让盗墓者眼红。在1200多年间,根据记载,仅仅规模较大的盗掘行为就有17次之多,而规模最大的有3次。但这些盗掘行为最后全都失败了。

  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无疑是所有盗掘者中最野蛮的一个。当他发现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后,动用了 1万农民起义军,在梁山西侧开始挖掘,铲平了大半座山梁,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最后空手而去。这条40多米深的沟到现在已经不是很明显,与旁边的山梁融为一体。黄巢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挖了那么深,却连个陶罐都没挖出来。他不知道乾陵座北朝南,修建者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300多米远的地方。他挖错了方向,终无所获。

  五代耀州刺史温韬是第二个大规模挖掘乾陵的人。他曾在西安附近陆续掘开了十几座唐朝陵,然后组织了数万人于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谁知挖掘过程并不顺利,开挖当天就遇上天降暴雨,电闪雷鸣。温韬以为触犯了天神,只好断绝了挖掘乾陵的念头。

  民国初年,国民党将领孙连仲也“光顾”乾陵。他亲自率领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在梁山上搞“军事演习”,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炸开了墓道旁的三层岩石,但始终没能找到墓道口,只能悻悻离去。

  1958年,西安到兰州的西兰公路复修,需要大量石料。乾陵附近的农民就到梁山上放炮炸石头。当年11月27 日下午,农民贺某放了一炮,却意外发现这一炮的威力“大”得惊人:炸飞上天的全是已经打造成型的石条。走近一看,石条上依稀刻着字。这绝非山里的自然之物。炮眼附近出现了一个洞口,方形,能容一个人钻入。

  贺某觉得此事非同小可,马上上报了乾县政府办公室。办公室一位姓杨的干部惊讶得合不拢嘴:难道是炸开了武则天的墓道口?他马上向县里领导汇报。随后,此事层层上报。12月4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来了专家,经过鉴定,这就是沉寂了1254年的乾陵墓道口。

  当时的文坛泰斗郭沫若老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异常兴奋。他建议立刻发掘乾陵:“毫无疑问,里面肯定保存了不少珍贵书籍字画,说不定有武则天的《垂拱集》,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石破天惊,这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大事!”

  在当时,与郭老一样心情的人占了多数。那时候全国还没有关于发掘帝王陵的法律条文,1959年,文化部为慎重起见,向周总理送上了一份《乾陵发掘计划》。周总理思虑再三,最后在《计划》上提笔批示:“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

  从此,乾陵的发掘问题就搁置了下来。

  时至今日,乾陵附近的居民在谈到这件事时还是耿耿于怀。卖饮料的赵大妈说:“要是当时炸开了墓道口就直接钻进去,乾陵早就发掘了,省了好多麻烦。哪还用得着现在讨论来讨论去?”

  乾陵里埋藏着什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名誉所长、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石兴邦老先生研究乾陵已经数十年了。他说,乾陵是他最关注的帝王陵,他在研究乾陵上花的工夫最多。

  乾陵里究竟埋藏着什么?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不敢说全部,但我们至少能推断出 70%的埋葬品。”石老说。

  据石老介绍,乾陵的主要建筑是地宫。这里面埋葬着唐高宗李治和大周女皇武则天。高宗和武则天正处于唐朝最繁盛的时期,经济发达,国富民强。在唐代,封建统治者一般会用每年税收的30%以上来修建陵墓。乾陵的修建从高宗驾崩时开始,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三代皇帝,历时30余年方才建成,地宫里应该装满了当时最值钱的各种宝贝。从《大唐元陵仪注》等资料分析,整个地宫的文物重量至少有500吨之多,这些文物的价值可想而知。

  到现在为止,专家学者讨论最多的是顶尖级国宝——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曾得到过《兰亭序》的原本。在李世民遗诏里,他命令把《兰亭序》枕在他脑袋下边陪葬。五代耀州刺史温韬盗了昭陵,但在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并没有《兰亭序》。后人根据推断,认为《兰亭序》十有八九就藏在乾陵里面。而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数百年来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

  “仅仅这一件《兰亭序》原本,就可以说是无价之宝。”石老说。

  地宫的中部应该是停放高宗和武则天灵柩的地方。据分析,地宫中部是一座“棺床”,上面放置着两人的棺材,高宗李治在右,武则天在左。棺材底部有防潮材料和珍宝,上面铺着一块“七星板”,板上镶嵌着“圭、璋、璧、琥、璜、琮”“ 六玉”,高宗和武则天二人穿着一百二十套大殓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棺材里应该放置着大量书籍字画,其中很可能有武则天自做的《垂拱集》以及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

  “难能可贵的是,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乾陵至今没有被人盗过。关中的唐十八陵,其他的全都被盗过,遭到了破坏,研究价值远远比不上乾陵。由于没有发掘,研究工作还远没有完成,乾陵隐藏的谜团太多了。但现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发掘,我们能得到的将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有学者把乾陵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我认为这个称谓没有夸大,是非常准确的。”石老激动地说。

  发掘技术上没问题

  与石老的激动相比,西安市政府和国务院文物局在发掘乾陵的问题上相当谨慎。虽然从1958年发现乾陵墓道口至今,已经有不少于10次关于乾陵是否应该马上发掘的大讨论,但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条件不成熟,暂不发掘。

  对此,石老并不认同,他坚决赞成立刻发掘乾陵。“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技术上并不过关,如果挖开了,里面的文物无法保护。我觉得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石老说。

  据石老介绍,早在1995年,意大利国际友人就无偿捐助给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一批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价值高达48亿里拉(当时相当于300万美元)。这批仪器包括红外线光谱仪、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从此,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在设备级别上跃居亚洲第一。

  最让石老欣慰的,是他们拥有一支年轻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队伍。近年来,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加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中有11名研究生、多名从法国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其他人全都是历史、考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们研究所多年来与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合作,互相交流了大量经验,从技术上讲,发掘乾陵没有问题。”石老很有把握的说。

  从实践经验上看,石老也对发掘乾陵充满信心。“到现在为止,唐代的帝王陵、公主陵、太子陵我们发掘过好几十座。可以说,在发掘古代帝王陵——特别是唐帝王陵这个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建国到现在,我们陆续发掘了不少帝王陵。这些帝王陵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实际上在我看来,如果现在发掘乾陵,我们将保护得更好。”西北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说。他认为,考古学者对乾陵相当了解,这是以前发掘帝王陵时不具备的优势。他向记者介绍了发掘乾陵的三大独特优势:“经过多年的考察,我们知道主墓室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经过多年的研究勘测,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的;经过严密考证,我们知道乾陵从未受到过破坏;经过多年积累,经过多位专家学者努力,我们制定了相当严谨的发掘方案。这都是以前在发掘帝王陵时无法具备的。对乾陵的发掘,可以说厚积薄发。”

  “在发掘后,完整而科学的保护乾陵不受损伤,我认为在技术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肯定的说。

  西北政法学院杨芬霞教授认为,发掘乾陵的意义是无穷的。“毫无疑问,乾陵埋藏着大量珍宝和各种文献资料,一旦发掘出来,对研究盛唐乃至整个古代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这还只是从考古和研究历史的层面上看。从经济上看,发掘乾陵,将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带来不可限量的影响。”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和文物工作者的预测,乾陵一开,陕西省每年将增加500万旅游者。“仅仅从门票一项,每年就可以增加至少一个亿的收入,”唐帝王陵研究室主任石兴邦说,“至于对餐饮、住宿、运输等方面的有利影响,无法从数字上估计,但肯定大得惊人。”

  但每次讨论乾陵的发掘问题时,总有一些人认为不应该马上发掘,这让石老一直耿耿于怀。“根据我的观察,每次反对发掘乾陵的都不是考古界的学者,考古工作者早就有了共识,乾陵是可以马上发掘的。那些反对者总是说,技术不过关,急功近利,所以反对立刻发掘。可他们经过实际调查了吗?他们来考察过我们的设备吗?我们早就具备了相应的技术条件,但他们总是视而不见。”石老愤愤不平。

  反对者的担忧

  陕西师范大学的曹伟教授就是石老所称的“反对者”之一。在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他听到孙清云市长宣布“ 不会开挖”时,他长长舒了口气。他一直认为,技术和资金是乾陵发掘的最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乾陵是不适合发掘的。

  “我们的教训太沉重了。”曹教授至今都还记得远在北京的定陵。作为明十三陵中最早发掘的陵墓,定陵一发掘就受到了严重破坏。1956年,国家对定陵的发掘本来是一次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行为,但不久遇上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连万历皇帝的尸骨都挖了出来,扔到院子里,倒了桶汽油烧掉了。再加上当时的科学技术不过关,定陵中的各种文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从那以后,政府吸取教训,规定除非国务院同意,任何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发掘帝王陵。

  对兵马俑的发掘也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兵马俑的每个陶俑上都描绘着非常漂亮的色彩。但在出土后,由于微生物的作用,这些色彩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全部剥落褪去,露出黄土的颜色。现在,兵马俑的发掘工作进展极其缓慢,就是为了保护陶俑上的色彩。

  曹教授并不认为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能够妥善保护好乾陵文物的高度。“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乾陵至今未遭盗墓,可以说建成后再没有人进去过,连里面埋藏着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谈得上‘有了保护文物的技术条件’?有专家称,他们能推测出大部分埋藏品,那么不能推测出的埋藏品又该怎么处理?”

  曹教授认为,乾陵中埋藏着的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金属等无机物与纸张、丝绸等有机物。从国际考古史上看,无机物的保护是比较简单的,技术上没有太大问题;但有机物的保护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纸张、丝绸、壁画等文物经过多年埋藏,物理结构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腐烂。一旦发掘,让它们接触到空气,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而这些纸张、丝绸,却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乾陵所有埋藏品的重中之重。

  “连最为重要的国宝级文物都无法保护,还要谈发掘,我认为是不慎重的。”曹教授说。

  资金问题也是曹教授眼中发掘乾陵的“瓶颈”。“我说的资金并不是指发掘时需要的资金,而是指后期维护所需要的资金。”曹教授认为,发掘时的资金并不是问题,国家拨款可以解决;但发掘完成后,每年维护所需要的资金却是国家拨款无法解决的。

  曹教授提到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这座与大雁塔遥遥相望的博物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顺利完工。但从那以后,博物馆的运作就出现了困难:为了保护馆藏文物,博物馆巨大的展厅内必须保持一定的光线、恒定的温度,而仅仅这两项,每年就要消耗电费数百万。再加上安全、管理等各种费用,现在博物馆的资金情况非常不乐观。“可以肯定,相对陕西历史博物馆,乾陵文物的保护难度绝对更大,保护成本肯定也更高。一旦发掘,这些后续资金从哪里来?国家拨款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从门票上考虑。但现在乾陵的门票是30多元,从旅游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上看,涨价的空间并不大。后续资金问题不能解决,即使技术上达标了,乾陵还是不适合发掘。”

  决策者的压力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间考古爱好者陈先生认为,发掘乾陵的阻力并不只是来自于技术和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发掘后可能带来的责任问题。

  “发掘以后,对里面的埋藏文物究竟能保护到什么程度,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他认为政府做出暂不发掘的决定是无奈之举,“要是挖开以后有的文物无法保护,决策者都会背上‘历史罪人’的恶名。这个责任,恐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能承担得起。”

  在陈先生看来,虽然发掘乾陵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决策者来说,发掘所带来的风险和责任却是首先要考虑的。要是因为保护不周而背上了“历史罪人”的骂名,无论能产生多少利益,都是决策者无法接受的。毕竟,利益是由大家分享的,而骂名却只能由决策者一个人背。所以决策者大都选择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方案——暂不开挖。

  “周总理曾批示,‘此事应留给后人来做’,这并不是周总理保守,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西北政法学院的杨芬霞教授说,“当时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还不要说科技条件,挖开以后,极左派会不会像破坏北京定陵一样,人为破坏乾陵,都是无法估计的。周总理决定暂不开挖,无疑是明智和冷静的,保护了文物。”

  事过境迁,周总理当年担心的问题显然已经不存在了。考古爱好者陈先生认为,在现今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发掘乾陵最大的障碍,是决策者能不能顶住压力。

  “周总理说过,让后人发掘乾陵。我们这一代是后人,一千年以后的也是后人。即使现在开挖,也不算违背了周总理的意愿。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一个能够顶得住压力,下得了决心的决策者。”陈先生说。

  来源:时代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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