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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

2005-08-26 16:43:13
华夏经纬网
 

最早知道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儒评法,当时年纪还小,懵懵幢幢,文字的东西看不懂,只好看漫画的小册子。其时秦始皇已经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在漫画里的形象都是大义凛然,高大威严,与之相反,荆轲则形容猥琐,獐目鼠眼,手里捏着的那把匕首,也如杀鸡的道具。当时就想这样一个跳梁小丑,还要阻碍历史的车轮,抗拒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岂不是螳臂当车?
  
  后来在「战国策-燕策」里看到了全本的荆轲刺秦王的本事,当时的震撼真是不小。燕市高歌,易水萧萧,白衣送别,洒血秦庭,这些独特的戏剧场面凸现了荆轲鲜明的个性,一扫以前在心目中的猥琐形象。再以后,就开始留心有关他的记载,发现自汉以降,关于荆轲的记录真是不少。
  
  记载荆轲事迹最全的当是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太史公还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此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为秦王御医,当荆轲行刺时,群臣惶急,他曾“以其所奉药囊提荆柯”,后来秦王特地赐黄金两百溢赏赐他。刺秦的那些惊险场面,他是亲眼目睹的,由他的友人再转告司马迁,其真实当不容怀疑。
  
  「史记」中对荆轲刺秦王的叙述基本上是客观的,对荆轲这个人物的评价也算持平,看不出太史公的明显倾向,其记载和「战国策」出入不是很大。刺秦的故事,在秦汉之际,颇多流传, 对一些怪诞和“太过”的记载,「史记」做了不少删削。在古小说「燕丹子」中,还保留了关于荆轲的这些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荆轲性格的多面。现抄录如下:
  
  太子“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臂痛尔。’后伏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
  
  奉金掷蛙,脍千里马肝,斩美人手诸事,均被「史记」以事“太过”而删削。其时太子丹要荆柯去刺秦王的事,尚未说破。田光已死,于期的头还没有“函封”在盒子里,但太子丹的意思已经不点自明。荆轲知道等待自己只是死亡,不可能象曹沫那样劫齐桓公后还能生还,所以也就率性而为。上述三件事荒唐暴虐,有悖人性到了极致。燕丹子也不惜血本,尽其所欲,如此做法也不过是收买人心,宾主都是孤注一掷的心理。断美人手一节更是惊心动魄,残忍并具病态美。和王尔德之「莎乐美」 有相似之处,秦汉以后还有这样的人物和故事。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频仍,征伐不已,世不安宁,民不聊生。朝为公卿,暮填沟壑为寻常事,人人都生活在时刻可能横死的恐怖里,所以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异于常时,而刺客的行为更异于常人。田光,樊于期等的自刎,除了有古人重声名轻性命的豪侠之气外,也和那时变异的环境里特殊的人性有关。刺秦还没有开始,已经死了很多人,举国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怖里,作为主要角色的荆轲其心理压力更非常人所能承受,其行为的乖戾也就不难理解了。
  
  等到太子与宾客在易水上“白衣冠以送之”,整个“戏剧”到了高潮的华彩段。所有史书中也都是用寥寥数十字即烘托出了气氛。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虽惜墨如金,但让人豪气陡生,如临其境,。生死离别,风云裂变,白衣胜雪,悲歌裂竹,真难想象这样的情景在电影里如何表现。文字的力量,给人想象的空间实在是别的手段难以比拟的。
  
  在中国历史上,刺客往往如彗星,虽一掠而过,但耀眼的光芒能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他们以匹夫之躯近强势者,百步之内血溅。其刺杀的对象必在重重保护之下,轻易不得近身,而刺杀此种人物,往往势如骑虎,知其必死而为之的。倘如后来小说传奇中武功盖世之侠客,千里之外取人首级,轻松而无任何危险性,也就谈不上刺客所为了。在历史上,刺客仗义行侠的事迹屡不绝书,「唐宋传奇」,「水浒」里都有形形色色的类似人物。荆轲这样的刺客,也就是在乱世方有用武之地。他本卫国人,一个流浪汉,和秦王并无仇恨,燕太子倾其心力和他结交,他才不惜为他卖命。对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历来褒贬不一。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陶公的「咏荆轲」一脉相承。清末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
   
  不过责备荆轲的也代不乏人,柳子厚即为代表,其五古说:“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燕太子妄图以荆轲一己之力,刺杀秦王来保燕,最终则是秦王一怒而伐燕,亡更速矣!后来东坡在「留侯论」里,对张良遣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也不以为然,云“一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其观点和柳子厚相距不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刺秦一事批评得更是尖锐。说他“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说荆轲不过是“刺客之靡”“君子盗诸”简直把荆轲和盗贼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太严苛了。古人对战,着意摧敌首脑,首脑一亡,则百万雄军解甲,如此做法,有时颇能奏效。但以此手段对付一个国家,那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强秦,实在远非上策。
  
  刺秦最后以悲剧收场,也在意料之中。徐夫人宝刃天下利器,督亢地图以掩其锋,樊将军人头以障赢政之心目,二人呼吸相对、间不盈尺,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错失,也许命数如此,上天欲兴秦而灭六国吧!太子丹对荆柯有猜忌之心,以至仓促成行,荆轲剑术荒疏,舞阳临阵慌乱,都成了刺秦失败的重要因素。
  
  「燕丹子」还记载了荆轲和秦武阳由燕之秦途中的一件琐事:“二子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武阳欲击,轲止之”。(百度 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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