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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可以说是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湖南在唐末五代时曾由马殷建立楚国割据50余年，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当说为湖南的区域性开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北宋统一后，由于北方党项、辽、金和蒙古族的相继南侵，迫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将重心移向南方。南移的枢纽虽在江浙，但湖南间接地通过江西而得到相应的带动。原来北宋都汴京，江西与之相隔较近。南宋都杭，距江西更近。江西又是连结岭南的主要通道，这就使得江西成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湖南距江浙虽远，但南宋时国界线南移，湖北的武昌、襄阳及沿江要地都成了边防重镇，湖南遂成了边防重镇的腹地之一，地位较之北宋时反而更为重要了。
江西带动湖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向湖南输出移民。湖南在五代以前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五代以后便主要来自东方的江西。江西向湖南输出移民从两宋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清。据统计迁入湖南的移民达16个省区，其中江西占64.45%，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的作用一方面是增加了湖南人口的数量(宋徽宗时湖南的人口总数已达600万，如果加上属荆湖北路的岳、鼎、澧、辰、沅、靖6州及来列入“版籍”的峒蛮地区的人口，可达700万以上)，开垦了湖南的荒土，扩大了耕地面积(宋代荆湖南北两路的田亩数：南路32.4267万顷又96亩，北路25.8981万顷又29亩，合计58.3248万顷。荆湖南北路的户口数约占全国的6%上下，而田亩却占全国的11%以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对湖南居民族源和血缘进行更新与改造，从而导致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因为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具有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相对来说，那些秉性庸懦，游惰懒散，无所作为的人，多数是不愿流离迁徙去追求温饱或较为富足的生活。所以，从生理素质、心理因素等方面来说，除了遭到某种限制和压迫者外，移民一般是强于土著的。（参见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两宋时期湖南的经济发展比以前历朝都要突出。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和水利工程的大规模兴修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湖南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代以前，湖南粮食作物主要是稻和粟。两宋时期，湖南除推广水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又进行南北农作物交流，普遍种二麦(大麦与小麦)，使得湖南的粮食产量年年丰盈。朝廷每年都要从湖南调运大约65万石的糟米供京师和北方食用。湖南的茶叶生产每年也有113万余斤，约占全国茶叶产量的10%左右。他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种植业有棉、麻和各种果树，其中以柑橘最为突出。由于多山，湖南的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养殖业主要是养蚕、渔业和猪、鸡、鸭、鹅等畜牧业。宋代湖南的手工业无论是规模、制作技术还是品种、产量，都较隋唐五代有新的发展。当时湖南开采和冶炼金、银、铜、铁、锡、铅、丹砂、水银等已形成相当规模。各种金属产量十分可观。矿治业的发展刺激了各种金属制造业的兴盛。各种金属制造品特别是铜、铁器十分流行。如石门县出土的大量铜镜、铜罐和今存于常德滨湖公园的一尊高4.33米、重1520.8公斤的铁幢，反映了当时湖南铜、铁制品的高超技艺。此外，陶瓷、纺织、造纸和酿酒，在工艺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造船业，潭州已能制造装载漕米万石的巨舰。商业和交通，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与繁盛。
两宋时期也是湖南地方文化在全国形成自己特色的时期，这就是该时期湖南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中的重要学派——湖湘学派。
其实理学也是由湖南人开创的。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营道(今道县)人，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的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反映湖南地区本身在创造文化方面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马积高：《漫论湖湘文化》，《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胡安国是福建崇安人，曾提举湖南学事。南宋初转徙荆楚。后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所著《春秋传》和编辑《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候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胡宏在南岳衡山讲学20余年，著有《知言》与《五峰集》等。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称许他是“卒开湖湘之学统”的人物。胡宏的弟子有张栻、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赵孟、赵棠等人，而以张栻最为出名。张栻系四川人，幼时随父到长沙定居，后拜在胡宏的门下。张栻在理学的各种领域都下了功夫，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清人黄宗羲说他所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可以说是一位发扬和光大师门的人物。
张栻曾在长沙筑城南书院授徒进学，后主要以岳麓书院以学术据点。他的门人弟子有彭龟年、吴猎、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等。南宋乾道三年(1167)，张栻接待了从福建崇安前来访问的闽学派理学大师朱熹，朱、张二人在岳麓书院会讲二月，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切磋问难。通过这次会讲，使得湖湘学与闽学两派得以相互取长补短，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理学的发展。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如宋末理学大师魏了翁通过张栻的蜀中弟子范荪吸取了张栻一系的学说，在四川蒲江和湖南靖州先后各办起一所“鹤山书院”，不仅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而且使“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扩大了张栻思想的影响，沟通了湖湘与巴蜀文化的交流。（蔡方鹿《张栻与湖湘文化》，《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有的学者总结和比较湖湘学派在理论上的特点有三：一是以性为太极，居于理之上，与程朱派以为性即理，以理为最高理论范畴不同；二是主张性无善恶，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修正了程氏的性善情恶之说；三是强调践履和经世。湖湘学派在理论上较之程颐、朱熹认为性即理，理先气后，虽同属维心主义宇宙观但在逻辑上不如程、朱的严密，也更带主观色彩。他们的精义在后两者。但在强调经世方面，又不及浙东学派的鲜明。故张栻逝世后，其弟子或投闽派朱熹门下，或投浙派陈傅良门下，坚持其说的不多，是与他们学说的弱点分不开的。不过，胡、张之说的后两者，实比程、朱之说通脱，后来凡不太迂拘的理学家，不管其是否研究过他们的书，信奉他们的学说，实际上都不得不或多或少遵循他们的轨辙，后世湖湘学者中的多数人正是继承的这个传统。（参见马积高：《漫论湖湘文化》，《湖湘论坛》1996年第6期。）
有宋一代，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在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宋代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有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史学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纶、祁阳的陶岳、湘乡的王容、衡阳的郑向、曹衍、浏阳的汤瑫、桂阳的黄植、茶陵的谭世选、龙阳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南岳道士、陈田夫、衡州宋刚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时湖南文学方面无闻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候延庆等。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和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
宋代反映湖南文化发展的另一表现是学校教育与书院的广泛兴起。北宋时湖南州县学为数尚少，到南宋时湖南的大部分州县都建立了学宫。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也同时兼具学校规模，以补州县学之不足，在南宋时尤盛。据载南宋时湖南全境有书院51所，分布于近30个县内。闻名全国的有长沙的岳麓、城南、衡阳的石鼓、湘潭的碧泉诸书院。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竟有两所在湖南!由于教育的兴盛，使得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前文所述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与文学诸家的出现即其例证。据清光绪朝《湖南通志》所列举两宋时期湖南县以上官吏390余人，其中进士达179人。（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按本文第一至第六部分中的未注明出处的数据资料亦多出自该书，特此说明。）
来源：湖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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