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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史二题
2011-06-08 10:15:57     华夏经纬网

  翟屯建

  一、三天子鄣与鄣郡

  《山海经》载:“三天子鄣在闽西海北。”①又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蛮东,在闽西海北,入海,余暨南。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②关于“三天子鄣”的地理位置,张氏《土地记》云:“东阳永康县东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黄帝曾游此,即三天子都也。”③郭璞则注云:“浙江出新安歙县东,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④明、清《一统志》和历代府县志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说是安徽休宁县的率山。今人袁珂作《山海经校注》亦曰:“其地大约在今安徽境内黟山脉之率山。”⑤

  大凡言山必以水相证,张氏以“黄帝”证“天子”,其说不足取。郭璞之说漏洞也很大,秦时黟、歙为两县,东汉末将原歙地一分为五,即歙、休阳(今休宁)、黎阳(今屯溪)、新定(今浙江遂安)和始新(今浙江淳安)五县;唐又析歙地为绩溪县,析休宁地为婺源县,析黟地为祁门县。疆域各别,怎能混淆。再说三王山(又称大鄣山,西天目山脉绩溪县境内之一段)既非浙江正源,又不能解释庐江源出。休宁率山(五龙山脉一段)为钱塘江水系和乐安江水系的分水岭,山东率水流至屯溪与横江合为新安江,再至浙江桐庐县为富春江,到杭州称钱塘江,为钱塘江水系正源;山西乐安江出,至江西波阳附近与阊江汇合后入鄱阳湖⑥,同《山海经》所述浙江、庐江极相吻合。由此有人认为,钱塘江就是浙江,庐江就是乐安江,三天子鄣就是率山。此说似乎有理,但仍值得商榷。

  《山海经》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先系口头传说,至战国始有文字记录,秦汉二代又有增补,其记载内容差异是很大的。关于“三天子鄣”的记载,既不是秦汉,也不是战国时徽州及其周围的情况。《海内南经》曾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浙江西部与福建东部不与大陆相联,大概属于洪荒以前的事。那么,关于“三天子鄣”的传说也是很久远的了。古人的地理知识有限,加上高山险阻,不可能对徽州地区的地理情况知道得十分详细。就是今人袁珂也都把黄山山脉(黟山只是其一段)和五龙山脉混淆了,何况古人呢?徽州号称“山郡”,从外面看,四周峰峦连亘,如屏鄣蔽空,浙水出其东,庐水出其西。“三天子鄣”是指整个徽州山区,非专指一山而言,如果硬要强解“三天子鄣”为某山,实在是误解了《山海经》的原意。班固离《山海经》成书时间最近,他在《汉书·地理志》中称浙江出黟县南蛮中,言庐江出陵阳东南⑦,皆不言出“三天子鄣”,也说明了“三天子鄣”非专指一山。

  秦末建立了一个“鄣郡”,这也是历史上的一桩公案。鄣郡究竟建于何时,史无确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三十六郡中是不可能有鄣郡的,但汉高帝六年已确有鄣郡,则鄣郡之置,必在三十六郡之后,高帝六年之前,但无法确定在哪一年。”①我认为秦立郡往往取某地最古之名命名,如会稽、九江等,显然鄣郡之“鄣”,也是取自“三天子鄣”之“鄣”。“三天子鄣”既然是指徽州地区及其周围地区,那么鄣郡亦应是秦兵占领徽州时所置。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进攻岭南时,发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击,五支军队有四支是指向岭南五岭中的一岭,唯独第五支军队在江西余干集结②,显然这支军队的目的是用来对付皖南、浙西南、福建等地区的越人(史称“东越”)的。《汉书·严助传》记载,公元前135年,朝廷派兵攻闽越,刘安曾上书说:“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证明这次军事行动曾攻取东越。徽州地当余干至东越要冲,既要灭东越,必先占领徽州。秦军经徽州攻东越,是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而作出的战略行动。当时皖南、浙西南、江西东南、湖南南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均为越族聚住区,尤以皖南为秦前哨,秦军若不先攻下徽州、东越,长驱直入越族腹地的南越、骆越、西瓯,势必腹背受敌。另武夷山为东越防御前沿,西边又有南越、西瓯等呼应,秦军正面进攻较难。鉴于上述情况,秦军经徽州进攻东越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一、徽州亦属越族,也是被征讨的对象,必须攻占,而且徽州一直同外界隔绝,很少用兵,军备不强,易于攻克;二、从徽州经浙西南出兵东越,可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军事效果;三、避免了在武夷山方面遭到东越、西瓯或南越的钳形夹击。我对秦始皇统一百越战争的进程推断是:公元前217年秦兵分五路集结,四路从湖南、江西向广东、广西正面推进;一路在江西余干集结,于当年底或次年初沿昌江而上占领徽州,继而占领江苏长江以南、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江苏茅山、浙江天目山广大地区,公元前216年置鄣郡。公元前215年占领东越置闽中郡。公元前214年出兵南越与正面进攻“三年不解甲驰弩”的另四路大军汇合,灭南越、骆越、西瓯等,完成统一百越的战争。并于当年置桂林、南海、象郡③。《越绝书》说:“乌程、余杭、黝、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④这里说的“大越徙民”指的就是秦灭南越、骆越、西瓯以后,徙当地越民于徽州等地,可见秦灭东越、南越以前,徽州已属秦王朝,鄣郡也已建立。

  二、关于山越

  山越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169年)九月,丹阳山越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其时徽州属丹阳郡。三国时代,关于山越的记载比较常见,徽州山越的活动也最为活跃。对于山越的宏观研究,史学前辈刘芝祥、范午、叶国庆、辛士成等先生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里我试就徽州山越问题作一些微观剖析。

  三国时期徽州居民有6个方面的来源。早在秦以前徽州就居住着土著先民,他们在禹以前属三苗族,禹以后属古越族。 1959年屯溪市郊西周墓葬发掘出大量原始瓷器和青铜器⑤,表明当时徽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已经有了相当水平,这是一。《越绝书》载:“乌程、余杭、黝、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秦始皇刻石徙之.”这是二。秦末、番阳令吴芮部将梅鋗率百粤之兵,从高祖伐秦,以功封烈侯,食邑十万户,居祁门县西十五里①;另据《汉书·功臣表》载,汉将陈婴定豫章、浙江,拥兵渐地,《读史方舆纪要》认为渐地就是现在的休宁。梅鋗定居祁西,陈婴拥兵休宁,必然有大量的粤兵和汉兵滞留徽州,这是三。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中原战乱,很多北方居民为避祸乱,举家迁居徽州。例如汉新莽间,司马长史方纮因王莽篡汉,为避祸,从河南迁居歙县东乡②;东汉建安二年(197年),龙骧将军汪文和为避乱,渡江南迁,安家于歙③;南宋罗愿《新安志》亦载:“昔有人山行七日,至一斜穴,入穴廓然,周三十里,土甚平沃。中有十余家,云是秦时离乱入此避地。”④这是四。不少中原居民为逃避赋役,进入徽州。《后汉书·李忠传》载:“建武六年(30年),迁丹阳太守,……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黟、歙为丹阳郡属县,并设有都尉,5万流民必有不少定居徽州,这是五。还有留恋徽州大好山水,迁家于此的,如西汉元朔间丹阳太守舒骏,迨其裔舒许出任新安太守,见山川秀丽,遂家于此⑤,这是六。这六个方面的徽州居民,既有本地土著,又有南迁的汉族、北移的闽粤越族;既有功封迁居于此的公侯太守,也有逃亡流落于此的平民百姓。汉越二族互相交融,地主阶级中有汉越统治者,农民阶级中亦有两族劳动人民。它融汉越民族为一体,集贫富阶级于一地。

  当时属于两种阶级的徽州居民是否都应称之为“山越”呢?

  所谓山越,胡三省说:“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⑥这里面有三层含义,第一句说山越的来源,第二句说山越的分布,第三句说山越的性质。第三层含义是“山越”一词的关键,所以当时的文献又称其为“山贼”、“山寇”、“山夷”、“山民”⑦。时人对“山越”的称呼虽然不一,但对其本质认识是一致的,山越是一群生活在人类阶级底层的“贱民”。这种“寇”、“贼”、“贱民”在中央政权没有公开征伐,文献尚未记载之前,已经存在。有阶级存在,就会有阶级斗争,这是历史的必然。这种阶级间的斗争,既把锋芒指向统治政权,同时更直接更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当地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贵族。《新安志》记载:“汉末零陵黄盖为之(按:指任丹阳都尉,治歙县),抑强扶弱,山越怀附。”⑧说明了强(地主阶级)弱(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新安志》还记载了黟县山越宗帅陈仆,每逢节、社出来打击地主贵族的事迹⑨,明确记载山越并不包括地主贵族。笼统的以地区划分,将当时属于两种对立阶级的徽州居民都称之为“山越”,或者不分阶级属性,把先秦百越居住区的居民都说成是“山越”,是不准确的。

  山越最初隐居深山,自耕自食,完全是为了逃避赋役,所以仅数十家或几百家聚居一处,如歙县簸箕山、东披山的山越⑩。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汉季在歙县设置丹阳都尉以后,赋役接踵而至,使得他们原先安定的生活环境受到破坏,分散已难以自保。于是几处山越联合起来,“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⑾,发展成千户乃至数万户的聚合体。歙县山越金奇领万户驻安勒山,毛甘领万户屯乌聊山;黟县山越陈仆、祖山率二万户驻林历山⑿。并由消极逃避,转为积极反抗,发展起自身的武装。

  徽州山越分布甚广,在三国时期徽州西南到江西婺源,东北到浙江淳安广阔的疆土上,到处都有山越在活动。他们人口甚众,单凭劫掠,不可能用以活口,因此山越内部必然有一定的农业和手工业。《三国志·诸葛恪传》曾载丹阳郡出谷物,并称丹阳郡“出铜铁,自铸甲兵”。西周时期的徽州土著先民就已经很善于冶铸铜器,工艺水平也很高。三国时期山越自采铜铁,铸造兵器和生产工具也是完全可能的。本世纪五、六十年代,黟县林历山还时常发现铁箭头,就是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徽州山越来源于当地土著、南迁的汉族和北移的闽粤越人,其成份主要是农民,性质是以武力反抗地主贵族和统治阶级的山寨集团,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据此,我对“山越”一词内涵的理解是:居住在先秦百越地区,以山区为根据地,汉、越二族劳动人民共同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的山寨式武装集团,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文献称其为“山越”,除了其分布地区同先秦百越居住区相吻合外,还体现了统治阶级蔑视越族人民,视越为“夷”、“蛮”、“贼”、“寇”这样一种大汉族主义思想。这里的“越”同“贼”、“寇”、“夷”是—个意思,是—种贬意词。后人(包括胡三省)把它理解成一个民族实体,实在是一种误解。

  (原载《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

  ①《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袁珂《山海经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②《山海经》第十三《海内东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2页。

  ③④⑤见《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三天予鄣”条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⑥徽州山脉和水系情况,可参阅《徽州地区简志.地理》,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60页。

  ⑦参见《汉书·地理志》“庐江郡”、“丹阳郡”条。

  ①《谭其骧、杨国宜二教授答鄣郡建置问题》,《马鞍山市志通讯》,1983年第6期。

  ②《淮南予·人间训》原文为:“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

  ⑧《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土胥、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结合《淮南予》所载“三年不解甲驰弩”,故推知统一百越的战争始于公元前217年,结束于公元前214年。

  ④见《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吴地传第三》。

  ⑤详情参见《安徽屯溪西周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拙作:《徽州先秦史初探》,刊《徽学》,1987年第l期。

  ①罗愿:《新安志》卷四《祁门·古迹》。

  ②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前集《方氏》。

  ⑧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前集《汪氏》。

  ④⑨《新安志》卷五《黟县·古迹》。

  ⑤舒应鸾;《京兆舒氏统宗谱》,明戍化刻本。

  ⑥《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

  ⑦参见《资治通鉴》建安八年,大和二年胡三省注,《三国志·诸葛恪传》等。

  ⑧《新安志》卷九《叙牧守》。

  ⑩《新安志》卷三《歙县·僧寺》。

  ⑾《江表传》,见《三国志·孙策传》注。

  ⑿《新安志》卷三《歙县·山阜》,卷五《黟县·黟县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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