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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平阴渔鼓

  “渔鼓”起源于唐代,南宋时开始用“渔鼓”和“简板”为伴奏乐器。“渔鼓”初时是用竹筒和鱼皮制做而成,用手击之发出“砰、砰、砰”的声响,因此而得名。

  “渔鼓”渊源久远,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八仙”过海归来时,忽见一条金色鳌鱼在海上兴风作浪,浪花溅湿了汉钟离的的衣服。汉钟离非常恼怒,于是拔剑斩了鳌鱼,并抽出鱼骨,蒙上鱼皮,制成了一种管状乐器,取名叫“渔鼓”。后来王母娘娘寿诞开蟠桃会,“八仙”共赴天庭为王母娘娘的祝寿。韩湘子吹玉萧,吕洞宾击云板(简板),汉钟离拍渔鼓而歌。美猴王孙悟空恼怒王母娘娘没有请他参加潘桃会,便一个筋头翻到寿堂之上,举金箍棒就打,正好打在了汉钟离的渔鼓上,渔鼓被打了个粉碎。渔鼓碎后,汉钟离寻来一根仙竹,请名匠鲁班依样重新制做,鲁班取仙竹中间三尺九寸重新制做了渔鼓。为了防止鼓身炸裂,王母娘娘将她的两个手镯箍在渔鼓两头,从此,竹质渔鼓便取代于骨质渔鼓。

  “渔鼓”鼓长65-100厘米,鼓面直径13-14厘米,一端用皮蒙之。“渔鼓”的鼓身是用两端同等粗细的竹筒或塑料筒制作,筒两端镶两个铜箍,一是防止爆裂,二是美观。“渔鼓”的鼓面是用蟒皮或猪护心皮、猪膀胱皮加工炮制而成。

  简板用檀木或红木制做,也可用竹篦替代。简板长45-65厘米,宽1.7-2厘米,一端轻微向外弯曲,两根为一副。演出时一手击鼓,一手打简板,为演出唱伴奏,明代王圻《三才图绘》中记载:“渔鼓,长三四尺,以皮冒其首,用两指击之。又有简子,以竹为之,长二尺许,阔四五、厚半之,其末略俱外反。歌时用片两合击之以和也。”

  “渔鼓”源于道教,是道人“唱道情”劝善的一种方式,后来便演变成了一种伴奏乐器和曲艺形式。“平阴渔鼓”属全真教龙门派“柴门弟子”。自祖师爷丘处机开山创派以来,全真龙门派下分“贞、柴、杨、张、赵”五门。五门的教谱(辈份)是统一的,立有“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何教永元明,志理宗成信,”等三十代(后五代散失难考)。“平阴渔鼓”传人朱世年艺名朱元庆,柴门第十九代传人。由此可见,“平阴渔鼓的起源与当地道教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据平阴县云翠山南天观记碑载:平阴南天观始建于南宋淳佑11年,蒙古帝国蒙哥时代(公元1251年),全真教第二代弟子牛志淳、郭志仙、周志方、赵志右四人“凿坚凿壁、身服劳苦,殆无虚日”。后有“乡之善士出资,成此伟观。”元至大四年(1311年)建成此观后,又安宝像(丘真人像)其上。平阴南天观曾一度被誉为中国北方道教的四大观之一(北京白云观、济南长春观、邹县峄山长青观、平阴云翠山南天观)。由此可以看出,14世纪初,平阴地区伴随着道教的兴盛,渔鼓得以广泛流传,在其后的历史沿革中,渔鼓从道士的“唱道情”逐渐演变为民间曲艺说唱艺术形式,在黄河岸边平阴大地扎根流传,历经十几代“平阴渔鼓”艺人的辛勤努力,“平阴渔鼓”日臻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到了民国初期,便出现了外号“独霸山东的小胡椒”李何君这样的箸名渔鼓艺人。

  “平阴渔鼓”属柴门“大官腔”寒韵调,唱腔有一种苍凉、艰涩之感。擅长演唱悲剧故事,渔鼓表演一般前面都有四句“开场白”,说起来要合辙押韵,柳扬顿挫,调起观众的情绪,唱起来要充满激情,如行云流水,不但要唱出意境,还要唱出人物性格,使听众不但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要闻其声如见其人。“渔鼓”唱词一般为七字句式,唱词讲究合辙押韵唱多为一韵到底。“渔鼓”的唱腔板式主要有《五鼓三板》、《凤凰三点头》、《跺板》。

  “平阴渔鼓”是由一人独立表演的曲艺说唱艺术形式。表演时演员左手持简板用左臂自然弯曲怀抱“渔鼓,鼓面向下,右手中指和无名拍击打鼓面。“平阴渔鼓”中的说“白口”类似评书,说起来要声音宏亮,吐字清晰,语言形象逼真,富有感染力”。“渔鼓书”中的“赞”(贯口)例如:《兵器赞》、《武功赞》、《人物赞》、《马赞》、《风雨雷电赞》、《辕门赞》、《笔赞》等,说起来要语言连贯,跌岩跳跃,犹如高山流水。“渔鼓书”中的“歌”和“赋”例如《过街段》、《堂台子》、《监狱瓤子》、《金殿赋》、《披挂赋》、《美人赋》等,都是艺人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的程式化,演出时主要是靠艺人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现挂”把这些“歌”、“赋”融入“书”中演唱出来。过去渔鼓艺人演出多在庙会和集市上撂地摊演出,农闲季节也串村演出,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

  “平阴渔鼓”伴随着历史的沿革已传承了七百多年,在其发展历程中,它能够世代相传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充分说明了渔鼓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和影响力,人民群众喜爱这种朴实无华,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民间曲艺说唱艺术。千百年来,一代代渔鼓艺人用这种曲艺形式,传播民族文化,说唱历史故事,讴歌民族英雄,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民族精神,陶治人们的情操,激发爱国情感,尽情的演绎着古书今世 ,渔鼓书曾在外敌入侵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一部《岳飞传》鼓舞了不知多少中华好男儿投军报国、浴血疆场,普写下壮丽篇章。“渔鼓书”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要求,而且为传播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渔鼓书”在历史的发展进步中具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渔鼓书”源自道教,形成发展流传于民间,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伴随着历史的前进步伐,世代相传,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不断走向新的文明。过去在广大农村,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听“渔鼓书”,“渔鼓书”弥补了剧团演出的空隙,丰富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成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群众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如今的“渔鼓书”逐渐在庙会和集市上销声匿迹。但是“平阴渔鼓”始终没有寂寞,经常参加当地的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喜爱。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平阴渔鼓”传人朱世年经常在农闲季节,消夏文艺晚会,或是重大节日庆祝活动中,应乡亲们或文化部门之约,拿出渔鼓唱上几场,除部分段子是文化馆专业人员创作外,多数都是他自己应时现编的词。其内容大多都是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中国,歌颂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科技卫生知识,宣扬真善美,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好人好事等方面为题材的节目。“平阴渔鼓”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朱世年演唱的“平阴渔鼓”多次在省、市、县文艺会演比赛中获奖,一九九六年在首届山东省农民文化艺术节《杂技、曲艺、小品》比赛中,邵邦森创作、朱世年演唱的《劝世良言五字歌》荣获铜奖;二00一年在首届济南市农民文艺会演活动中,邵邦森创作、朱世年演唱的《捐款》获得二等奖;二00三年在济南市“福彩杯”老年艺术大赛中,董现云创作、朱世年演唱的《人逢盛世老变少》荣获一等奖;在县级各类文艺演出中获得奖励十几个。由此可见,“平阴渔鼓”这一古老的民间曲艺艺术,能够古为今用,在当今社会中充分体现出它的艺术价值。因此倍受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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