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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历史:《达坂城的姑娘》源自抗战时期

06/04/2007/09:48
华夏经纬网

    趣说历史:抗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东北地区在抗战前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贸有盈余的地区,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企业主要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地之一,日本侵略东北曾给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此后我国民族工业又逐渐恢复元气,但1935年后,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同时日本商人和军队狼狈为奸,疯狂进行武装走私,华北市场逐渐被日人控制。
   
    面对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的威胁,蒋介石也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非常倾心,当时宣传的口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与德国纳粹的口号几乎是同出一辙。
   
    无独不偶,连当时举足轻重的张学良也醉心于法西斯的立场,在西安事变中他竟然还与周恩来谈到,共产党是否能支持由蒋介石担任军政的领袖。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长时间的战斗,逐渐不支,不久退入苏联,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后回到了祖国的新疆地区。
   
    9.18事变后,蒋介石便着手开始进行抗战准备,成立于1932年资源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在抗战中发挥了后勤支援的重大作用,资源委员会培养的大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工商业方面的顶梁柱。
   
    为了进行长期抗战,在77事变之前,资源委员会就命令新建的厂矿企业一律放在内地。77事变之后,在资源委员会和民族资本家的共同努力下,陆续有几百家企业从上海等沿海城市迁出,并在后方形成了好几个新的工业区。当时中国人冒着炮火,手拿肩扛,硬是完成了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冷冰冰的机器,每天涂上了热腾的血;湖北大冶各厂矿拆迁时,敌机经常来骚扰,有一次,敌机飞的过低失事,被拆迁人员拆毁后连同其他设备一起运走。
   
    这些工厂拆迁后,连同新建企业一起,在我国内地很快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工业区。设计拆迁时,主事人员并没有想到在胜利后将他们迁回原处,而是想到日本战败后,前往东京、大坂等地拆卸敌产前来中国,以抵战争赔款。可惜这一计划最后没有实施,倒是让苏军把我国东北的工矿企业拆迁了不少。
   
    在工厂内迁的同时,国民党还先后组织了教育机构和文物的内迁,其中故宫文物辗转千里,基本保持完整;而内迁的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成为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学。
   
    作为蒙古民族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1937年,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后,成吉思汗的衣冠冢随时都有沦陷的危险。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伊盟盟长的沙克都尔扎布亲王于1939年初赴重庆述职期间,向国民政府提出迁陵的建议。国民政府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
   
    在迁移过程中,陕西省榆林时,当地各界5万多人在县城南门外举行了盛大祭典。6月21日途经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二万余人夹道迎灵,6月25日,八白室抵达西安,沿街香案罗列,20万人列队欢迎。国民政府遵照蒙古民族的习俗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国祭。7月1日,成吉思汗灵榇抵甘肃省县。甘肃省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率甘肃省政府官员及榆中县各界人士4万余人迎祭,并将灵榇安放在县城西南的兴隆山大佛殿内。至此,成吉思汗灵梓西迁按预定的计划顺利完成。
   
    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堪与后来的南京长江大桥相媲美),获得了重大成就。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大桥落成之时,为了阻止日寇的前进,茅以升亲手炸掉了自己主持修建的钱塘大桥。
   
    沪淞会战期间,谢晋元率800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的行动威名四扬 ,奉命突围撤退至租界后仍然每天坚持严格的军事训练。有几个士兵违纪后受到谢晋元处罚,怀恨在心,被日寇收买,导致谢晋元壮烈殉国。
   
    抗战时,中国民众纷纷逃难,许多人不愿当兵,当时的国民政府便采取了抓壮丁的极端方式来补充兵员,不过对青年学生却网开一面,不在抓壮丁之列。
   
    抗战期间,在路易艾黎斯诺等国际友人的援助下,我国成立了工合组织,开展了工业合作化运动,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其中一部分剩余物资还进行了出口。

    抗战初期,苏联曾对我国进行了援助,《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就是由运送救援物资的维吾尔族司机传到内地的。但不久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苏联承认了伪满洲国,取消了一切援助,也不允许国际救援物资通过苏联运入中国,并在我国新疆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变。对我国抗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最严重时,我国通往外界的救援通道只剩下了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
   
    “九·一八”事变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驻京代表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格桑泽仁即代表康藏10余万藏胞发出通电,表示“敬希政府,正式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全面爆发后,拉萨三大寺为祈祷国家胜利而诵经不辍,西藏僧侣大众1944 年一次捐赠500万元,可以组建3个飞行大队。青海藏区一次捐献羊皮衣10万件。甘肃拉卜楞藏区所捐财物可购飞机30架。1940 年—1942年在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中断期间,藏族人民开辟了马帮运输通道,组织马帮从丽江、中甸、德钦及四川的康定、巴塘,途经西藏运往印度的噶伦堡(英、印对川、滇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然后又运送物资返回。并救助了驼峰航线上的许多盟军飞行员。为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日寇和苏联联手封锁我国国际救援通道的时刻,新疆组织了主要有维吾尔族组成各族民众参与的骆驼队,翻越了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运来了大批战略物资,为抗战作出了特殊贡献。
   
    日寇和苏联联手封锁我国国际救援通道后,石油等战略物资极为紧缺,当时有“一滴石油一滴血”的说法,资源委员会早在77事变前就想开发陕北的延长油田,但当设备运抵该地不久,该地即为红军占领。1939年,资源委员会又开发了玉门油田,其设备一部分是八路军转来的延长油田的老设备,另一部分是通过外国飞机空投过来。玉门油田的开发,为缓解抗战物资缺乏的情况助了一臂之力。后来玉门油田成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李季诗云:凡有石油处,都有玉门人。玉门油田的开发经验也成了我国石油工业宝贵的经验,如开发大庆油田时广为宣传的干打垒其实是玉门人“首创”。
   
    抗战时期,我国科学界在敌人严密封锁缺乏国外同行交流的情况下,也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设想,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曾派出了一大批留学生为制造原子弹作准备,这些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为欺骗世界而派出的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1939年1月,留学埃及的中国穆斯林学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中国回教朝觐团”,从开罗出发,在履行宗教功课的同时,一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揭露日军占领暴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不少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中国的抗日运动由不了解、甚至不理解转变为同情和支持。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为首的中国留学生朝觐者到麦加后,不但严密监视日伪朝觐团,而且对他们的卖国行为痛加训斥,警告他们不得代表中国穆斯林,不得乱说乱动。马坚等甚至油印抗日宣传阿文小册子私下向各国朝觐团散发,而且利用沙特国王伊本?沙特接见的机会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救国的立场,并希望沙特给予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这次义举以留学生朝觐团大获成功而告终,从此,日伪政权再也不敢组织朝觐活动了。
   
    东北抗日联军在整个14年抗战中,他们从关内得到的全部资助仅有区区5000元!
   
    蒙古族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掌握草原上各旗实权的还是贵族扎萨克(王爷)们。在日本入侵期间,虽有德王的投敌,但大部分王公都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内蒙古王公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其势力之大,可以从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不惜将爱女嫁与其有先天痴呆的儿子以作拉拢便可看出。“九一八事变”之时,达尔罕亲王正住在奉天,日本关东军派人多次劝诱他担任伪满洲国要职,达尔罕亲王坚辞不就。逃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北平又沦陷,日军再次威胁他出山,达尔罕亲王无奈,便贿赂医院大夫,给自己开了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诊断证明,以此加以拒绝,直至抗战胜利。
   
    瑟福勒玛、德利格尔、额仁庆达赖三位扎萨克福晋,因为她们的抗日义举,被当时的舆论誉为“抗日三女王”。刘震玉、李海山的抗日活动更是轰轰烈烈。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其中大部分官兵都为蒙古族人。
   
    日寇占领东北后,曾扶持了伪满洲国,但许多满族人不为所动,现我国唯一两个的满族自治乡曾是抗联最坚强的后盾,佟麟阁将军、陈翰章等满族人为国捐躯。(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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