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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是中央银行总行的所在地，储存了价值3亿多银圆的黄金、白银以及大量战略物资。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蒋介石曾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命令固守半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山再起。
为此，老蒋在上海投入了30万作战部队，并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20多公里的第一道防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每一个主堡有地道相连，机枪阵地与粮草弹药储藏室齐备。第二道防线是堡外深挖战壕，壕内可以通行吉普车，壕外安装钢板电网，还布有竹签、铁藜、陷井等阵地。
第三道防线是木城，起自江湾，经北站、西站至龙华黄浦江边。为了拱卫木城，又建划、碉堡和电网，是为第四道防线。这样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被老蒋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最后竟溃于中共的间谍大战。
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浙江宁波人)回忆，担负大上海政治保卫重任的上海市警察系统，秘密设立了1个党总支、17个党支部，分布在警察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中，地下党员总数达500多人，外围积极分子2000多人。
他们在国民党的心脏，利用有利条件，鼓动工期、学潮、交警罢岗、摊贩骚乱，盗窃军事机密情报，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策动美式装备的机动车大队起义，策反警察系统内的高级警官和反间谍部门官员，甚至在大特务头子毛森的眼皮底下策动保安警察倒戈。
策反高级警官 鼓动交警罢工
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大部分是原来租界的巡捕，他们多系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小市民、地痞，其籍贯多数是河北、山东、苏北，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较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计划以重庆和杭州警校毕业生为建警骨干，逐步取代旧有巡捕，却因中共地下党策动旧警抵制而功亏一篑，致使国民党的情报、治安机关成为共产党的庇护所。
1947年7月7日，上海金都大戏院发生了治安警察与宪兵因口角而集体斗殴的事件，结果警察7死4伤。事发后，警察群情激愤，表示要为死者报仇。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立即指示警委：“激发警察对宪兵的不满，组织警察罢岗。”结果，市中心的黄浦、老闸、新成、嵩山、卢湾等警察分局的交通警、巡逻警全部罢岗，上海市的交通顿时陷入困境。
罢岗历时3天，开上海开埠以来之首例。在随后成立的“金都惨案善后委员会”中，仅中共地下党员就占了18名。该会出版《伸雪报》8期，由中共地下党员蒋复强、范白萍编辑，印数为5000多份，从警局内部流向社会，影响甚大。7月30日“善委会”组织200多名警察代表到市府、警总请愿，20多人还去南京请愿。
8月2日死亡警员出殡时，中共地下党员王治安等发动460名警察分乘11辆大卡车、4辆小轿车送灵，途经宪兵三十二团团部，车队绕行3圈，高呼“杀人偿命!”冲破了“戡乱总动员令”中禁止罢工的禁令，扩大了军警裂痕。同年12月，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决肇事宪兵1人死刑、认有期徒刑。中共地下党通过此案，在上梅警界建立了威信。
1949年春，中共地下党警委黄浦分局党总支书刘效琅设法将地下党员张世权由外勤调人人事管理室，伺机搞到了人事资料柜的钥匙，偷出了警察系统中2000多个高级警官与军统人员的年龄、籍贯、地址和简历案。然后由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从中共邯郸电台收录了解放军南下的《约法八章》，油印后分装到2000多个不同颜色的信封，分散投到各区的邮筒。传单还加印了如下警告词：“你必须按照《约法八章》各安职守，保管好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这一招在上海围城期间奏了奇效。黄浦分局“三青团”队长吴琼刚运了20桶汽油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烧光黄浦分局，收到警告信后，此人连夜弃职逃跑；静安分局局长王华臣收信后茶饭不思，连班也不上了；静安分局值班室巡官读信后弃械出走。总之，2000多封警告信搅得上海警察局上层坐卧不安，严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也动摇了一部分警官的士气。
智斗敌特警 保护周恩来
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设立了驻沪办事处。卢湾区警察分局奉命派出调查科人员对周公馆进行全天候监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也特别设立马思南路派出所。打入卢湾分局任三等警长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本初，通过种种关系，把一批地下党员安插进马思南路派出所，有的当交警，有的任内勤，致使国民党特务探取的周公馆情报，经中共地下党员反馈给周公馆提请注意。
同年7月11日晚，周恩来召集记者会，指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地下党员探悉将有中统特务冒充记者捣乱，情报转告中共后，中共组织了百多人把会客厅挤得水泄不通，使特务记者无法发难。另一次，周恩来宴请于伶、白杨等“左翼”影星，警局调查科窃听了周公馆向南昌路洁而精川茶馆预定宴席的电话，遂派特务冒充侍应生混入周公馆。警局内的地下党员将情报反馈给中共，于是中共采取了严密措施，把茶馆人员限制在厨房内操作，端菜、抹桌一概由周公馆人员担任，致使国民党特务一筹莫展。
中共组织上海人民请愿团在南京下关与苏北难民发生冲突后，国民党也组织了地痞、流氓，冒充苏北难民请愿团到周公馆贴标语、发传单。在马思南路巡逻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文汉等人，使用警权用警棍把那些游行的“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卢湾分局警长徐本初还奉地下警委指示，以查岗为名，保护周公馆汽车出入通畅，把特务监视车辆撵走，还以舞票、电影票为饵鼓动国民党特务开小差，由中共党员代填值勤记事本，使监视哨名存实亡。
1946年6月，上海市政府整顿市容，下令取缔黄浦、老闸两个区的街头摊贩，引起数万小贩不满。警委请示张承宗同意后，决定由警委委员姜敏和黄浦分局地下党员陈云升策划并导演了一场全市性的群众运动。8月底，由地下党员王振煊等16人组成黄浦区摊贩委员会，派专人在设摊马路两端望风，每次取缔行动前先由警局内地下党员通风报信，使警方查缉行动常常落空。
11月26日黄浦分局由局长带领大批便衣警察兜捕1千多名摊贩。摊贩委员会当即发动3000名小贩家属到黄浦分局请愿，还焚烧了一家印刷厂，砸烂了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玻璃橱窗，造成全市性的罢市局面。最后市长吴国桢把黄浦分局局长杜醇当替罪羊撤职，释放了全部小贩，发还已充公的货物，下令停止了取缔小贩的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