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入侵和轰炸柬埔寨，给柬埔寨人民造成了重大伤亡。1973年的头几个月，美国空军以25万多吨炸弹炸死了成千上万的柬埔寨平民，此举理应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谴责。美国既然支持朗诺政权，就不可能使红色高棉停止战斗，也不可能让柬埔寨各方坐到一起进行和平协商。

    1973年8月9日，基辛格对尼克松说：“我们在柬埔寨挺的时间越久，南越的形势就越安全。”显然，美国的目的是要竭力维持南越政权，阻止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大，特别担心南越垮台后，北越在越南全境的胜利会增强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所以，美国希望中国能够以其与柬埔寨的良好关系，作为各方利益的协调人的身份出现，促使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能够尽可能地不损害美国的利益。
   
    然而，尼克松政府的柬埔寨政策不可能如其所愿，原因在于，其一，它的基础是越南化的政策，是要确保美国“体面地”结束战争，同时又能维持南越政权；其二，它的根本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在越南全境取得胜利，而看不到越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其三，它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很大影响，1970年4月美军入侵柬埔寨后，抗议浪潮席卷美国，大学生抗议者倒在血泊之中，尼克松政府面临激烈批评。

    1973年11月，美国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规定，总统动用美国军队去国外不得超过60天，超过这个期限，就需要国会批准。同时，国会还削减了对柬埔寨的援助。
   
    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最终结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存在；二是保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三是防止在该地区出现新的霸权。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希望促使美国与柬埔寨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中国的立场是：维护柬埔寨的主权，中国不会取代柬埔寨与美国进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判，柬埔寨问题只能由美国和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联合政府之间的直接谈判来解决。
   
    中国与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曾经是坚决反对美国侵略的最可靠的朋友，中越在尊重柬埔寨国家统一和柬埔寨联合王国政府的立场上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双方在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些分歧，特别是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越南的地区霸权的野心也开始萌生。在柬埔寨内部，各界人士关心的主要是对朗诺政权的战果，并不在乎是国内的哪一派获胜。而中国的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那么，西哈努克无疑是最合适的领导人选。
   
    柬埔寨危机是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外交事务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伯尔认为：“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议及对（美国）柬埔寨的袭击，冷却了那年夏天的美中关系。”1973年中美关系的冷却原因不止于此。

    一方面，在彼此隔绝与敌对二十多年后重新交往后，双方面临的是很多预想得到和预想不到的问题，而彼此之间还缺乏足够的沟通、理解和信任，只能在不断地摸索中前进。另一方面，1973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中东战争和西方石油危机支配了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也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顺利进行。此外，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因素也不可忽略。
   
    中美之间尽管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双方都希望保持柬埔寨的和平中立，防止在该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势力，特别警惕苏联势力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他担心苏联在柬埔寨“捏造他们自己的红色高棉”，而“希望看到东南亚沿着和平和中立的路线发展而不被纳入苏联的安全系统”，并使柬埔寨成为一个典范。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没有达成理想的解决，与该地区复杂的形势和各国的角力有关，但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次合作还是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美双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和磋商，刚成立不久的双方的联络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几次重要的分析报告，如实地将他们对中国内部与中美关系的评判报告给美国最高决策人，避免了一些误解，有利于两国关系继续发展。
   
    第二，当中美双方在对柬埔寨问题的立场上出现分歧时，都能以国际大局和地区和平为重，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而没有出现政策方向上的变化。
   
    第三，中美双方在对付苏联的共同目标和前提下，初步形成了战略合作的基础。即使在没有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也在具体问题上互相支持。例如，1972年8月4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在纽约会见基辛格时宣读了三个备忘录，其中一个是“感谢美国帮助保护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在海外旅行的安全”。
   
    1973年的柬埔寨危机是中美之间在地区安全与和平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达成的共识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对七十年代末中美之间在处理越南侵柬问题和中越矛盾的问题打下了基础。（转自：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