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月二十日起到十二日五日止，历时三个月又十五天的百团大战，以我敌后军民的伟大胜利、敌人的惨重失败而告终。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计毙伤日军二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俘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里、公路三千里；破坏桥梁、车站二百五十八处；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在百团大战中，我们为什么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呢？除了上面提到的我军英勇顽强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敌后军民的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外，还有些情况也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首先，我们认真执行了党在当时的政策策略和战略方针。

    当时，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党中央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同时还发表了《对时局宣言》，提出了要“团结到底，抗战到底”的方针。百团大战就是为了贯彻党的这一方针，以实际行动来振奋人心，遏止投降逆流，争取时局的好转。在对日作战中，我军的战略方针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百团大战就是在这一正确方针下实施展开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地变换斗争策略，这是永操胜卷的法宝。由于百团大战坚持了党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其次是较好地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原则，锻炼了我敌后军民，提高了我军作战能力。这次作战的特点：一是它的主动性。这与我在抗战初期所进行的反围攻、反扫荡战役不完全一样。那时，我们处于被封锁的地位，有时迫于应付，主动性校而这次我军作战是经过充分准备，采取迅速而突然的袭击，给敌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二是它的协同性，由于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以正太路为重点，战线以各破击线总长计算，约达五千华里左右，我军有一百团左右，并有大量军民参加了作战，在集总统一号令、统一指挥下行动，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作战的战术特点还具体表现在，首先是把攻克据点与破坏交通紧密相结合。攻占敌人铁路线上的据点，是破坏铁路的先决条件，迅速破坏了交通，使敌人不便集结兵力，又是歼灭分散之敌的手段。因此，何时侧重于“破”，又如何侧重于“击”，这种指挥艺术，必须适时掌握。其次是设伏与围点打援交替运用。在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对交通线之敌据点，往往采取奇袭手段。奇袭芦家庄、巧攻上湖、强袭和尚足，攻夺马首都是这种战术的运用。有时也采取围点或吸敌打援的办法，如围困落摩寺和辽县以及狮垴山、关家垴战斗，红崖底、弓家沟设伏等等均属这类。在整个战役中，有奇袭，有围困，有吸敌打援，有声东击西，完全根据敌情、我情、任务、地形的变化而决定。战术上变幻无穷，兵力使用上游刃有余，在战法上才能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于这些，彭总和刘、邓首长，在百团大战中都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再一个需要提及的是，成功地运用了大兵团作战。百团大战中，我军投入兵力之多（一百个团左右），袭击敌人之众（敌在华北的五个师团、九个旅团约十五万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战线之长（各破击线合计长度约五千余里），战场之广（遍及晋、冀、豫、察、热、绥等）都是空前的。不论是在主战场，还是协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在我军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为以后我军开展大兵团作战，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当年，刘伯承同志谈到百团大战的战作意义和影响时曾指出：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投降妥协危险起了重大作用。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非常严重，不少人对能否战胜日军信心不足，悲观失望和投降妥协的空气弥漫着国民党统治区。百团大战一扫这种空气，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连国民党的军队也有反响。卫立煌当时就给朱、彭总、副司令打来电报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仅给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励。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略、战略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就连蒋介石在给朱德、彭德怀同志发来的“嘉奖电”中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

    这使国民党顽固派当时所谓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反共谎言不攻自破了。

    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中国，而且震动世界。美国合众社驻北平记者，当时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曾对百团大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成了战长，“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总之，百团大战成绩是巨大的，战果是辉煌的，意义也是深远的。我们要认真总结百团大战的作战经验，为把我军建设成为革命化、现代化的强大军队而努力奋斗。

    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选自《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Ｐ５５８－５７０，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作者简介：

    李达（1905-1993） 原名李德三。陕西省眉县人。一九二五年入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西北军排长、连长。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连长，湘赣边独立一师参谋长、第三团团长，红十七师参谋长兼十三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