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德 简 历

 　　提起李德，人们就会联想到电视剧《长征》中的那个以太上皇自居，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外国人。就是这个外国人和当时党内的领导人博古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之战的惨败。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赶下台。

　　但是，除了电视剧《长征》以外，人们对于李德的其它情况，知道的并不多。现在我将有关资料整理如下，供网友阅读参考。

 　　　　　　　　　　　　　　　　李德来华前的情况

　　李德，德国慕尼黑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1901年9月1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应征入伍，成为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后来在与俄国军队作战时被俘。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爆发，他参加了苏联红军。一战结束后，他返回慕尼黑，同年获得师范学院的毕业证书。1917年加入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加入德国共产党。19岁那年，他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后获释。 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 ，后越狱逃出。1924年初，他调到了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工作。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夫妻。 1926年秋，夫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他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1928年4月，在战友和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他又一次越狱成功，逃往苏联。
   　在苏联，他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

 　　　　　　　　　　 李德在中国（1）（遵义会议前）

　　一九三二年初春，三十二岁的李德手持奥地利护照，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通往满洲里的火车。他经过满洲里，哈尔滨、大连，秘密来到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李德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认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博古。并很快发现二十四岁的博古实际经验不足和遇事决断能力贫乏。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周恩来早在一九三一年底就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此后，从一九三三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先是张闻天，接着是博古、陈云等。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的到来，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

　　博古来到苏区后，十分希望李德也能去。经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意李德进入苏区，但又明确表示：李德作为一个没有发布命令、下达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须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九月，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险跋涉，于十月到达瑞金。

 　　李德一到中央苏区，很快便得到了博古等人信任。李德也积极支持王明博古所领导的在莫斯科留过学的那一派。他和博古等人，互相支持，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山沟里出不了马列，在落后的县城里也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他们还一致认为，红军要大兵团作战，打大仗，有机会要攻取长沙、福州那样的大城市。他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不仅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党权，最后对只剩下一个头衔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仍不放心。

　　在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8.6万名红军战士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开始长征。也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经过湘江一战，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博古也被迫交出了领导权。

 　　　　　　　　　　　李德在中国（2）（遵义会议之后）

　　遵义会议后，李德继续随红军长征。他认为原来和林彪关系不错，遂提出随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行动。但到红一军团后，林彪对他冷淡，他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会编为左、右两路军，李德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行动。8 月初被派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当他得知陈昌浩要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随张国焘南下，并分裂红军时，曾上前拦住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并且把李特从马上拉下来，硬要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也不得把部队拉走。针对李德此举，一向看不惯他的彭德怀曾表扬说：“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了。”

　　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军，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陕甘支队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长征。李德高兴地说：“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次胜利。”
   　到达陕北后，李德主要参加边区学校的军事教育，并从事一些研究工作。1935年11月，李德参加红军参谋部的工作，其间也曾列席军委会议；1936年，李德先后在红军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为军事研究会委员，担任该委员会下设的编委会主任。1938年，根据李德自己的要求，中共中央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编在红军后方司令部，担任顾问。
    　1937年1月，他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住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直到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1937年2月，李德曾向王明提出回苏联的要求。 因为当时苏联正在搞清洗，王明提醒他，若此时回苏，有被流放和枪杀的危险，他遂打消了回苏的念头。李德觉得既然暂时回不了莫斯科，就准备留在中国。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不断追求各种女人，特别是有夫之妇。当时的中央领导遂给他找了一位年轻的农妇，名叫肖月华。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在组织找她谈过两次话之后，她便痛快地答应了。这个出身贫苦的山村姑娘，以革命的牺牲精神嫁给了李德。她认为这是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她把李德看成是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但她不懂德语，也不会俄语，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无法进行语言交流，而且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又不同，再加上李德性格粗暴，肖月华的婚后生活并不快乐。

　　肖月华随李德从江西苏区，经过长征，到了延安，还给李德生了个儿子。最后，肖月华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提出与李德离婚，并得到了组织的批准。解放后，她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１９８３年去世。

　　李德的第二个中国妻子叫李丽莲。李德和李丽莲的婚姻，传说众多。但据李德所述，他们二人结婚是经过组织同意的。在李德离开中国时，李丽莲曾经要求和他一同前往苏联，但因为李丽莲没有获得赴苏的签证，而未成行。

　　关于李丽莲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道她早年在上海从事过电影表演。李德离开中国后，她又嫁给著名戏剧家欧阳山尊(解放后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1939年她担任过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是秧歌剧的开创者和传播者之一，曾经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舞蹈等艺术事业做出过贡献。后来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和妇女儿童工作，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李丽莲后来与欧阳山尊离婚。1965年病逝北京。

 　　　　　　　　　　　　　　李德在苏联接受共产国际审查

　　１９３９年，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 1938年8月30日，李德奉共产国际之命，搭乘周恩来、邓颖超等乘坐的飞机，经兰州、乌鲁木齐飞回莫斯科，结束了他在中国7年多的生活。

　　从突然接到返回苏联的命令时开始，李德便陷入一种莫大的恐慌之中。 在中国的七年时间里，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的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失落感、被抛弃感和被驱逐感离开中国 。
    　李德到达莫斯科机场，共产国际根本就没有派人去接他。同机到达苏联的周恩来怕他实在太难堪，就让李德的老相识、从20年代就到了苏联的师哲把他接到自已的住处，在师哲住处等待共产国际的通知。在此期间，李德一直疑神疑鬼，觉得所有人都在回避他，都在极力与他划清界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终于来了，他们不断地给李德提问题，让他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这更让步本来就心存疑虑的李德草木皆兵了，他认为这次自己肯定完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是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地奏了自己一本，弄不好要有性命之忧了。实际上则恰好相反，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而负责对李德进行审查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佛罗林就是一个德国人，监委会中也有不少德国人，情形对他很有利。

　　不久，共产国际监委会决定先让李德作一次全面的检查交待，再组织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如何处理。监委会要求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并希望他们在会上“多多发言”，对他展开批评。周恩来、师哲、任弼时、毛泽民和刘亚楼等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时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语气也很沉重。这大概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已经转过弯来了，也可能是真的害怕了。接着，刘亚楼、毛泽民等人相继发言，严肃地批评了李德，指出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建议共产国际监委会一定要从严处理。听到这些，李德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然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同时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会间休息时，李德用德国话向自已的同胞、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大吐苦水，佛罗林就宽慰他：“没那么严重，也不必太紧张。” 李德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最后，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至此，李德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他得到了一个比自己原来预想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令他喜出望外的结果。
 

　　　　　　　　　　　李德在苏联（1939—1953年）

　　李德接受审查并免予处分后，共产国际当然不会再重用他， 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从事政治工作。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８年，李德在苏联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

　　在此期间，李德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并严格遵守了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他还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如《收获》、《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译成了德文，为德国同胞输送了一些具有俄罗斯风味的精神食粮。

 　　　　　　　　　　　　　　　李德晚年在反华浪潮中死去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的国际、国内政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德被迫回到了阔别26年的祖国，成了德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除了编书、译书外，自己也写作并发表了不少文章，后来还担任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时年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1964年5月27日，他发表了题为《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署名文章，大肆歪曲谩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之后，李德又接二连三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是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后来又对其作了大量补充修订，定名为《中国纪事》，于1973年正式出版。就这样，在已过古稀之年，李德 又枯木逢春、老树开花似地成了新闻媒介、历史研究界、特别是国际政治斗争舞台上的一匹“黑马”和一颗年迈的“新星”。但是，这颗“新星”转瞬即逝了。《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李德，即奥托·布劳恩便于1974年8月15日病逝，时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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