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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援越抗美”的口号是在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中首次提出的。此前，周恩来在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说：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页。
[2]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和越南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见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22, May 1998, Washington D.C. 以下不另注。
[3]
据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回忆：“我知道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然而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因为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4]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
[5]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10月7日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7]
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3、674页。
[8]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 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 (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9]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1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11]
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关于“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见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12]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731页。
[13]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
(Mr. Hopson) to FO（英国外交部),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英国伦敦档案局）.
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另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14]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 1965(d.0240, 2 June 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 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15]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36页。
[16]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
[17]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18]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19]
1963年7月10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SD08109。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档案编号，下同。
[20]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1页。
[21]
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以及绘制的地图中不正确阐述苏联与中国边界确定的历史决议》，俄国档案SD10399。
[22]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三联书店1979年中文版，第294页。
[23]
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24]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25]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9月10日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26]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27]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等问题，详见笔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8]
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两国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参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编写组编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
[29]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0]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1]
参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32]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3]
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毛泽东发此议论所针对的问题是，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以及李维汉在提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层次、两个同盟，即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爱国者同盟时，没有讲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既有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又有阶级斗争关系。
[34]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
[35]
《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36]
参见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472页；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0页。
[37]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4页。
[38]
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9]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40]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5页。
[41]
1999年9-10月，笔者曾与徐焰等军方学者探讨过毛泽东的军事防御战略设想，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受到很大启发。谨在此表示谢意。
[42]
参见《罗瑞卿传》，第472页。
[43] 参见1998年6月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44]
参见《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45] 《十年论战》，第778页。
[46]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47]
1999年9-10月笔者对军方学者访谈记录。
[48]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8-1769页。
[49]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除上述引文外，其他的解释为，“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9页。
[50]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51]
有学者根据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指出：毛泽东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1964年提出战备问题，更改“三五计划”的指导原则，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空前紧张的综合性产物。参见李向前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64：越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52]
关于此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3]
1961年6月1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
[54]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55]
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
[5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57]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文进勇的谈话。
[58]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55页。
[59]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60]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见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的谈话；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61]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
[62] 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
[63] Memorandum of the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lavnoye Razvedyvatel'noye Upravleniye (GRU) for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4,1967. SCCD（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f.5, op.59, d.416,
pp.119-122. 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 p.16.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65] Minister-Counselo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Mitrophan Podolski to Moscow, December 17, 1966. SCCD,
f.5, op.59, d.327, p.7; Truth About Vietnam-China Relations, p.4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16.
这两份材料，尚未见有中方档案材料予以支持，特别是后者出自中越关系极度恶化时越方出版的小册子，其观点和材料应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故二者均只能作为参考。
[66]
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4, op.18, d.582, p.5.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9.
[67] 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4, op.18, d.582, p.5.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9-10.
[68]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 July 25, 1964. SCCD, f.5, op.50, d.631, pp.163-164.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11.
[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1 Vietnam, 1964, Washington, 1992,
p.637.
[70]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关于东京湾事件，黎笋1964年8月13日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证实说，第一次事件（8月2日）是由越南司令官现场决定的结果。毛泽东告诉黎笋，据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8月4日的第二次事件不是美国“故意的进攻”，而是由其“基于错误消息的错误判断”引起的；另据有些西方学者调查研究论证，这起事件是由美方蓄意的、挑衅性的行为引发的。详细材料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74页。
[71]
USIA Report, April 1965.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V-16, Vietnam, G. McT. Kahin
Donation, box4.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16.
[72]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
[73] 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 November 19,1964. SCCD, f.5, op.50, d.631, p.253.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16-17.
[74] Pravda, November 10,1964.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19-20.
[75] USS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Soviet Union-Vietnam: Thirty
Years of the Relationship,
1950-1980, Moscow, 1982, p.85.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20.
[76]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February
3,
1965. NSA, V-16, box3;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1965, p.275.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24；另见1965年2月9日《真理报》，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37-438页。
[77]
Memorandum, "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 October 26, 1965.
Harriman Papers, Special Files, Subject file: Vietnam. 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59.
[78]
至1967年，全体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援助总额约为10.5亿卢布，其中苏联的援助额为5.473亿卢布，占援越总额的36.8%；中国为6.662亿卢布，占44.8%。见Report,
"Socialist Countries' Economic Aid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USSR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November
1967.SCCD,f.5,op.59,d.329,pp.125-126.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58, 264(note 4).
[79]
1965年7月26日中国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7页。
[80]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6. SCCD, f.5, op.58,
d.263, p.148.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59.
[81]
Memorandum, "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 October 26, 1965.
Harriman Papers, Special Files, Subject file: Vietnam， 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59.
[82]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8，1967 and
1969. SCCD, f.5, op.60, d.375, p.48; f.5,
op.59, d.332, p.26; f.5, op.61, d.459, p.126.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59,58,215.
[83]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84]
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俄国档案SD08116。
[85]
1966年3月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86] 1966年3月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87]
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与越南党政代表团的谈话。
[88]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89]
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越南党政代表团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的谈话。
[90]
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页。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9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272、273页。笔者目前尚未查到1965-1969年中国援越量的统计数字，但在上述援越数额中，后一阶段，即70年代初的援助所占的比重应更大。具体数字，可见下文。
[93]
1966年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94]
1968年8月1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援越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8年，卷号379，第31页；另见1968年8月14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援越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5月22日李强、李班四月二十三日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8年，卷号379，第29、15页。
[95]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2页。
[96]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02、528-531页。
[97]
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另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5页。
[98]
1969年8月15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康·维·鲁萨科夫的报告，SD01840。
[99]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for 1969. SCCD, f.5, op.61, d.459, p.126; List of
Princip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DRV, undated. SCCD, f.5, op.66,
d.71, pp.120-122; "Basic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SSR and the DRV". SCCD,
f.5, op.66, d.71, pp.121-122.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215,231；另见1971年7月1日苏驻越大使谢尔巴科夫与越南副外长阮基石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1826。
[100]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01]
参见《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第440、437页；另见1970年8月28日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谈话记录，俄国档案SD06765。
[102]
1971年4月1日《真理报》。转引自《苏联对外政策史》，第379页。
[103]
参见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俄国档案SD01829。
[104]
1972年10月16日李强在答复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关于越方请中国发运军事物资的要求时提出：属于南方要的，尽快运去，不是南方要的，是否可以慢一步。11月13日李班向李强转达越副总理黎清毅的意见：希望中国发运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产需要时间，故建议中方先从各单位借来交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产出来后再予归还。如不这样办，一旦停战，国际监督一实行，运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难。现在未实行国际监督，又是旱季，要抢运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强在指出越方有货接不过去，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等情之后表示：建议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正如李班同志说的在实行国际监督之前，抢运军火到南方去。参见1972年10月16日、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05]
参见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
[106]
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107]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毛泽东对1970年11月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1年11月14日外贸部关于下达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
[10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109]
《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上述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约为50万美元。参见USSR
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1973. SCCD,
f.5, op.66, d.71, p.88.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231.
[110]
1965年中共中央确定的援越方针、策略中即有“鼓励越方向苏欧要”一条。对外经委指示各有关部，要坚持此项策略，“以揭露苏修假支持，真出卖的面目”。参见1965年9月24日对外经委关于中越经济会谈初步总结和今后执行的部署函，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293，第51-53页。
[111]
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谈话记录，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2月25日李强与吴船、李班会谈纪要。
[1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第27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第617页。
[113]
援越抗美时期，中苏之间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此，笔者将另文论析；这里着重论说的是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关系。
[1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94-395页。
[115] 1966年3月28、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116]
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117]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118]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119]
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俄国档案SD08116。
[120]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
[121]
1967年5月13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的谈话。
[122]
1966年7月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问题的资料，俄国档案SD06764。
[12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hcherbakov-Hoang Van Loi, March
26,1965. SCCD, f.5, op.50,
d.721, p.117.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38.
[124]
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1966年3月23日与黎笋的谈话，8月23日与范文同的谈话。
[125]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参见1965年9月30日铁道部关于“苏联、东欧和朝鲜各国经我国铁路运送援越物资的运送手续和计费结算办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665（无页码）。
[126]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7-38页；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127]
据2000年1月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
[128]
此批过境物资中另有越南的贸易进口物资1.85万吨。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2、7、3页。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8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页。
[130]
1965年7月初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8页；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页。
[131]
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月5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6、3、2页。
[132]
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月5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3、6页。
[133]
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4页。
[134]
1965年11月25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关于代越储存炸药和爆破器材收货人到货站的通知，1966年5月3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对越储运工作的情况反映，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1966年，卷号664，第33页；卷号680（无页码）。
[1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8、269页；另参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4、5页。
[136]
1966年7月7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是否向苏联索要过转运费及军火，及苏联是否散布过此类言论，笔者目前尚未见有中苏两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
[137]
1966年3月24日对外贸易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6年，卷号680（无页码）。
[138]
转引自《中越关系四十年》，第76页。
[139] Christian Osterman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of 1969: New
Evidence from the SED Archives, Appendix: Document
No.1,2.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140]
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3页。
[141]
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4、5页。
[142]
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7页。
[143]
1966年7月18日苏联海运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国档案SD06763。
[144]
1967年4月7日、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45]
所谓“特种物资”即军需品。1972年6月6日、5月27日、6月2日、6月10日中方致该四国的议定书确认函。
[146]
1972年5月22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10期；1972年8月22日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8月26日与吴船会谈纪要。
[147]
1972年6月25日、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8月22日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
[148]
1972年6月6日中国外经部致苏外经委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7月29日李强致苏驻华临时代办萨福隆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11月28、29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四百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
[149]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谈话记录，7月1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0]
中国此时做法改变的目的一是为了不至影响港口卸货；二则是由于可以自己使用这些物品。如李强对李班所说的：“你们运不回去我可先使用。我们希望越方能多运，快运回去，运不过去的，我们就使用掉，当然我使用的物资是以后能够归还的。”参见1972年8月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1]
1972年10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2]
60年代代越储存援助物资的情况为，1965年6月，李先念批准了越方关于由中方代为储存苏东各国援越物资的要求。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商定了关于在华设仓库四处、物资编号“869”、仓库代号“869-1”……、运输、仓储手续及结算办法等具体事项。1966年3月，越方向中方正式提出，他们已同苏东达成协议，以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港口，加之越铁路改轨后接运能力增大，今后暂不再在中国储存“869物资”。此后至1967年，中国只代越寄存苏联的援越军用物资。参见1965年6月21、22日外贸部关于越南要求我国代为储存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物资问题的请示及李先念批示；1965年7月26日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1966年3月24日外贸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664，第41-42、45页；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4-5页；国际联络局1966年，卷号680（无页码）；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3]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4]
1972年8月16日、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5] 1972年6月25日、7月1日、7月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6]
1972年7月24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7]
1972年5月14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1972年5月22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10期。
[158]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59] 1972年7月27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60]
1972年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61] 1972年8月20日晚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
[162]
1972年11月28、29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四百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11月3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63]
1972年7月6日、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64] 1972年7月24日下午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
[165]
1965年9月24日对外经委关于中越经济会谈初步总结和今后执行的部署函，1965年7月10日对外经委、对外贸易部关于同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谈判结束的报告，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293，第51-54、5页。
[166]
1968年8月14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援越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5月22日李强、李班四月二十三日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8年，卷号379，第29、15页。
[167]
1972年7月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李强对李班所说的凭祥货源不足一事表示不满，指出：目前柳州铁路局管内压着1600多个车皮，越方每天只接30多车；7月27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李强说：这几天中越境内压车3700辆，因此不能说没有货可接。
[168]
1972年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会谈中，越南方面提出，铁路各线运输量下降，其原因在于到货不足。李强指出：实际情况是有货越方接不过去。从11月的接运情况看，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为此他建议说，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大米、布匹、药品等国际监督实行后也能运，可以先放慢一步。
[169]
1963年3月19日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19，卷号244，第9、10页。
[170]
1967年11月8日越南交通运输部长潘仲慧致保加利亚运输部长函，1967年5月30日关于对外经委有关铁路合作组织第十二届部长会议请示报告的批示，1967年3月1日中国驻铁组代表李参关于时十二届部长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1968年4月14日铁道部军管会关于对苏修策划召开铁路合作组织部长会议斗争对策的请示报告，1967年6月10日铁道部关于我对铁路合作组织方针及斗争步骤的请示报告，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全宗1.1，卷号7402，第175页；卷号7289，第54、53页；卷号7289，第32页；卷号7403，第43页；卷号7289，第69页。
[171]
1965年6月16日杨成武就援越存在的主要问题给罗瑞卿并报周恩来、邓小平的报告，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全宗1.1，卷号6940，第2、5页。
[172]
1965年7月10日中国对外经委、对外贸易部关于同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谈判结束的报告，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293，第4页。
[173]
1969年8月15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给康·维·鲁萨科夫的报告，俄国档案SD01840。
[174]
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黎笋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75]
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11月8日与胡志明的谈话，1966年3月23日与黎笋的谈话。
[176]
1966年4月13日越中代表团会谈记录。
[177] 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与黎笋的谈话。
[178]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79] Political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the DRV, "On Possibilities and Specifics of Coordination of the DRV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June
25,1970. SCCD, f.5, op.62, d.492, p.149. 转引自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p.216-217.
[180]
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俄国档案SD01829。
[181]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82]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183]
1971年5月21日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俄国档案SD01829。
[184]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
[185]
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与范文同、武元甲、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与黎笋的谈话，1966年11月8日与黎笋的谈话。
[186]
《与河内分道扬镳》，第229页。
[187]
邓小平在1966年时就曾向黎笋指出：我们的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有自己的企图。参见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88]
参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作者简介
李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大国关学院兼职教授。主攻中苏关系史冷战史。沈志华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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