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甲深思熟虑
　　
　　1月23日下午，负责掌握拉炮进度的总部特派员、保卫局副局长范杰向武元甲电话报告：“我军火炮均安放在野战阵地上，地形空旷，如遭敌炮反击或空军轰炸，难免遭受损失。部分火炮尚未进入阵地。请考虑。”武元甲后来说，敌情的变化和黎仲迅师长的汇报促使他反复考虑。范杰副局长是越军高级军官中第一个向武元甲提出按原计划向奠边府发起进攻有困难的人。他的看法使武元甲更感到不能冒险按既定方案作战。

　　1月24日，越军一名战士被俘，总部由此判断法军会掌握越军发动攻击的具体时间。武元甲决定把发动攻击的时间再推迟24小时。

　　武元甲对进攻细节反复思考，几乎两个晚上彻夜未眠。想来想去，有了新的决心，于1月26日黎明要通信员唤来了黄明芳。黄明芳走进武元甲的指挥部，只见总司令坐在竹皮桌旁凝视着摊开的地图，头上贴满艾灸。黄明芳吃惊地问：“头痛吧，怎么贴了这么多艾灸？”

　　武元甲回答：“过去11天我反复考虑，昨晚整夜失眠。今天下午就要发起攻击，但制胜因素尚未完全掌握。你去请韦同志来，今早我有急事同他商量。”

　　战场夜审之时，韦国清也没有睡着，他马上来到了武元甲的身边，也是立即注意到武元甲头上贴满艾灸。他向武元甲致意后即问: “战斗就要打响，请武总告知最新情况怎么样？”

　　“这就是我要同你交换意见的问题。" 武元甲说：“11天来仔细了解情况，我认为敌军已不再处于临时防御状态，而是已建成一个坚固的集团据点。因而不能再按预定计划攻击。眼前存在越军还不能克服的三大困难：

　　第一，时至今日，我们的几支主力部队最多只能歼灭据守坚固工事的敌军一个加强营。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歼灭据守集团据点的十几个营。

　　第二，这次战斗，我们增加了榴弹炮和高射炮，中国同志帮助训练，效果良好，但大规模的步炮协同作战还是第一次，又没有进行过演习，干部还不熟悉怎样指挥。有的团长甚至建议把部分掩护进攻的炮兵交还给总司令部指挥。

　　第三，如你所知，法国空军比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蒋军空军要强，现在又有美国空军协助。长久以来，我军只习惯于在易于隐蔽的地形夜间作战，避开敌空军和炮兵的优势。而现在必须连续对具有空、炮和坦克优势之敌，在开阔地形，特别是相当宽敞的芒清平野进行三夜两天的作战，很难避免伤亡，难以完成任务。

　　对所有这些困难，我们都还没有仔细讨论解决办法，只是依靠第一天夜晚攻击时使用火力突击消灭敌炮和敌机。1月12日，多数人表示赞成速战速决的方针。我不赞成，已经同你谈过。但你我都是初到前线，只听了汇报，尚未掌握实际情况，所以不便否定一个月前到前线的同志们的意见。到现在，情况已经变化。我已派干部下去实地检查，各地炮兵阵地大部分设置在空旷地区。如第一夜未能消灭敌炮，白天敌人使用空军轰炸，炮兵轰击，再用步兵、坦克反击，我们又没有道路和拖炮车辆，把炮撤到哪里？

　　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按原定计划去打，必定失败。我党中央曾提醒：‘我国战场狭仄，我军人数有限，因而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打败就折了本。’经过8年抗战，我们才组建了6个主力师，其中的大部分都参与这一战役……”

　　韦国清说：“按武总的意见怎么办？”

　　武元甲说：“我的意见是下令推迟今天下午攻击；把炮撤下来，军队返回集结地。按稳扎稳打方针另作准备。战役时间拖长，困难不少，特别在供应方面。但我确信，通过指战员的努力，全党和后方全体人民的支援，又有顾问同志的热情帮助，这次战役一定能取得胜利！”
　　
　　英雄所见略同
　　
　　经过瞬间考虑，韦国清说：“我赞同武总的意见。我去打通顾问团同志的思想。武总去打通越南干部的思想。”

　　武元甲说：“时间紧迫。我必须立即召开党委会作出决定。我想派308师向郎勃拉邦方向进军，故意暴露部分力量，吸引敌人到那一方向，保他们不能在我军后撤和拖炮退出阵地时制造困难。”

　　半个小时后，前线党委委员齐集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阮文孝作记录。阮文孝回忆说：“武总司令讲了他很久以来对集团据点的考虑，和已同韦国清顾问谈过的三项尚未能克服的困难，总而言之，我们仍坚持歼灭奠边府集团据点的决心，但打法必须改变。”

　　听武元甲说罢，政治部主任黎廉说：“我们已就战斗任务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动员，指战员都很有信心，战斗决心很大。各单位、各兵种都已处于临战状态。现在要撤下来，把炮拖出阵地，无异于在头上浇冷水，怎么解释？以后再动员，要做到像现在这样有决心和信心，可不容易。”

　　后勤部主任邓金江说：“我认为应当坚持既定决心。时至今日，粮食、弹药的准备已经困难。如果不立即打，以后更不能打。粮食送不上去，军队饿了，哪里还有力气战斗？西北战役期间扣瓦的教训提醒我们：怎样打法都要算计供应的能力。许多时候粮食是司令员，是决定因素！”

　　武元甲说：“军队的士气很重要，但决心要有根据。后勤是先决条件，但为了争取胜利，最后的决定因素是要有正确的打法。”黄文泰说：“武总的考虑也是应该的……但这一仗我们具有兵力、火力优势，有榴弹炮、高射炮控制敌人的炮兵和空军，有友方的战斗经验，我们的部队又经过训练，我看，要是打，还是可以取胜的。”

　　会议没有作出结论，暂时休会。

　　少顷复会，武元甲说：“情况紧急，必须早作决定。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紧紧掌握的最高原则是‘有胜利把握才打’。我出发来前线时，胡伯伯交待：‘这一仗极其重要，必须打胜。有把握取胜才打，没有把握取胜不打。’我们要对胡伯伯和中央政治局负责，对成万指战员的生命负责，请答复这个问题：要是打，有没有百分之百打胜的把握？”

　　黎廉说：“武总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谁敢保证能百分之百打胜？”

　　邓金江接着说：“怎么敢作这样的保证？”

　　武元甲强调：“我考虑，这一仗我们必须保证百分之百打胜。”

　　话说到这里，大家的意见渐趋于一致，都认为这一仗可能遇到许多困难，而越军还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具体办法。

　　武元甲作出结论：“为了保证实现‘战必胜’这一最高原则，必须把‘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改为‘稳扎稳打’。现在我决定推迟攻击。命令部队全线后撤到集结地点，火炮撤出阵地。政治工作保证像执行战斗命令那样彻底执行后撤命令。后勤工作按新方针进行准备。”

　　只过了一天，1月27日，韦国清接到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他更改奠边府作战方案的意见：

　　同意1月24日部署精神，对奠边府攻击， 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歼敌，先歼一股再歼一股，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4、5个营，奠边府之敌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均于我有利。敌如来增援，其他地区守备减弱，我可乘机解放其他地区；不增援，我可稳步解放奠边府。

　　由于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军干部们则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但他们对中国军事顾问团方面的电报是不知情的。

　　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前后，在奠边府前线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同时作出了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古训，在这里被完全扭转了，奠边府进攻战半道刹车。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英明正确的决断。在奠边府的几乎每一个关键时刻，越方步步占先，法军彻底失败的命运就此注定。（《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