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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这位老人名叫张思问。他是东宁要塞战俘劳工的幸存者。这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的亲身经历,揭示了一些有关“特种劳工”的悲惨历史。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耗时14年在中苏、中蒙国境线上修筑了由14个要塞构成的日军在华最大要塞体系。该要塞体系被史学家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为了修筑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事,日本关东军役使百万名劳工来建造。为了防止泄密,每当一处工程完工后,日军就将劳工秘密处决。
在日本关东军役使的劳工中不仅有修筑铁路、机场、兵营等要塞附属设施的“外围劳工”,还有修筑要塞的“内围劳工”。“内围劳工”就是战俘劳工。他们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抓获的战俘。为掩人耳目,这些劳工被冠以“特种劳工”之类的称号。这是侵华日军一贯的做法。
张思问于1922年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寻寨镇寻寨村。1942年,年仅22岁的八路军战士张思问在河北枣强老乡家养伤时被俘。1943年,他作为“特种劳工”被秘密送往东北东宁县修筑要塞。
张思问回忆说:“和我一起被押往东北的共有5000多人,全部挤在一趟闷罐车里。一路上闷死的、喝凉水拉稀拉死的、跳车摔死的不知多少人,最后下车时就只剩我们40多人了,其他人都不知去了哪。”
然而,对于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炼狱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特种劳工”在日军严密看管下修筑工事,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据后来发现的日军绝密档案记载,因冻、饿、病、累死者超过40%。
“到了东宁后,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小乌蛇沟的山里。这里有个叫570的部队。整天有13个卫兵拿枪看着我们。那时河里已没有冰,岸上也没雪,但天还很冷。我们整天到一条沟里拉沙子、抬沙子,后来就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那些卫兵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头打,喊着快干活。下雨天不干活我们在屋里待着,相互不准说话,谁的底细也不知道,连真名实姓也不知道。”
“我们住的地方在一个山沟里,住在一座泥墙草盖房子里,里面搭着对面炕,进门往里面走,还有一个屋子,是翻译官住的房子。说是炕,却不烧火。我们没有被服。日军给每人发了一条旧毯子。我们弄些干草铺在炕席上,也不脱衣服,裹着毯子睡。晚上点的是油灯。我们穿的是自己原来的那套破衣裳。日军发过一套他们的旧军装和一双破得不像样的翻毛皮鞋。我们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棒子面都是我们自己用碾子推的。”
日军屠杀劳工的手段是极其卑劣残忍的,注射毒药、暗下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在日军的屠刀下,百余万名劳工无辜丧生。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东北沦落到日寇手中。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强征役使中国数百万劳工,在我国东北国境地带,修筑了东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的14处要塞群,被日本关东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这条“防线”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一举击破,但其修筑的内幕一直鲜为人知。
如今,历史谜团终于被揭开,人们吃惊地发现:这条“防线”竟然吞噬了数百万中国劳工宝贵的生命!在日本关东军统治中国东北的14年中,犯下了无数难以揭示的残暴事件。虽然白骨不会说话,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要塞劳工被秘密屠杀的内幕初步揭开了。

图为海拉尔安保山要塞万人坑遗址,这里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摄周艾民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秘书长吴天威在《日本战时虐待屠杀战俘及劳工初探》一文中认定,“关东军每年经常用数十万中国劳工在东北与苏联接壤边境修筑公路、飞机场、兵营及工事,在一些重要工程修筑完毕后,便将劳工全部杀掉。”
曾在乌苏里江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兵冈崎哲夫在其《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一书中回忆:“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摆酒宴至山谷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杀死”。
黑龙江西北毗邻苏联的海拉尔,日军在那里经营了10年之久,“七三一”细菌部队在那里也有支部。伪满政府总务厅长古海忠三供称:“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死亡6000名劳工事件。”据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供称:“有的秘密工程完工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
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天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大概是关东军办的。”美国研究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著名历史学家哈里斯说,“实际上,日本在海拉尔集体秘密屠杀了几万中国劳工。”
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关东军对在乌奴尔军事筑垒地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残存劳工也不放过。据锦西县盘沟村幸存劳工杜儒回忆:在服役期满后,把一部分劳工,用火车送到哈尔滨平房子731细菌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致使被抓去的几千劳工,“最后回到家里的人,只剩下了不到1/3。”
五顶山(又名乌尔古力山)要塞,属于第三期工程,是为了进行持久战,作为北部正面防御阵地,掩护小兴安岭东侧交通要道而修筑的,被日军称为“陆路航空母舰”。可见其庞大的规模和永久性。
从1940年开始,日军强迫在华北、辽宁、吉林等地被捕的战俘和抗日人员及所谓有“政嫌”的平民,一批又一批秘密押送到五顶山修筑工事。
据调查,“在1942到1945年间,共有两万余名中国劳工被送往五顶山修筑军事工程并惨遭杀害。”“五顶山上的小河口即是当年抛弃劳工尸骨的‘万人坑’,大批劳工死亡,人骨顺山间河流冲到山下,冲到农田里。”五顶山要塞劳工没有活着出去的。当每个工程结束时,全部要塞劳工都要被秘密屠杀。
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方法,“一是送劳工到‘医务所’和‘狗圈’。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伙食,劳工骨瘦如柴,病倒者甚多,送往‘医务所’的人多是有去无回,有时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便是狼狗的美餐。
二是给劳工发放烟土。日军对劳工的惟一‘优待’是每日每人一个大烟份,一年后每日发三个,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三日停发大烟,劳工便就地长眠。
三是残死军刀下。日军对违纪、反抗、逃跑未遂的劳工,当众用军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不慎损坏工具者,轻者毒打,重者砍头。四是给劳工食用掺有毒药的饭菜。工程结束后,劳工吃到一份平日吃不到的美食,时间不长,便一排排死去,日军倒上汽油,放火焚掉。五是集体送劳工‘回家’。日军谎言工程结束送劳工回家种地,集合点名,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枪杀。”
秘密屠杀要塞劳工的暴行无需置辩。然而,秘密屠杀的程度的差别,常常能够反映类别的不同。战争是公开杀人。非战争状态下杀人则使人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是在几个星期内公开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已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而屠杀要塞劳工则是采取秘密方式,并以注射毒药、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等卑鄙残忍的手段大开杀戒;而且被杀者又是长年累月无偿为日军卖命的劳工,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杀人灭口,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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