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领导湘粤赣边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问题先后在江西赣州、吉安和南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10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随后，陈毅来到江西省吉安市筹建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并去武功山寻找活跃于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陈毅独自一人前往武功山寻找红军游击队时，却被游击队当成叛徒捆绑审问，甚至差点被枪毙。
    陈毅等人为何要在吉安设立新四军的通讯处？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武功山险遭误杀？后来又是如何化险为夷？日前，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党史工作者，了解其中的故事。
    在吉安设立通讯处
    1937年10月，陈毅赶到吉安，与当地国民党公署专员刘振群会谈，就红军游击队给养、在吉安设立新四军联络办事机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又在城内召集了几位红军长征后失散的军政干部开会。这些与党组织失散了多年的干部，见到陈毅就像盼到了娘家来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
    11月中旬，在陈毅的主持下，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在该市的仁山坪3号正式挂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韦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后，又在永新黄冈成立了新四军留守处，接受吉安通讯处的指挥。
    那么，陈毅等人为何要在吉安设立通讯处呢？吉安市委党史办助理调研员周瑞兰告诉记者，当时设立这个通讯处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红军失散人员，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负责新四军内部的联络、接待和后勤等工作。同时，也可代表我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协商，便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周瑞兰说，该通讯处是中共在吉安市公开挂牌的工作机关，它在远离主力部队的国统区里，不仅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兵员、护送干部等，还有力地掩护了吉安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入深山寻找游击队
    当时，武功山上还留有一支游击队。项英和陈毅也一直在关注这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久经考验的部队。但由于消息闭塞，不太了解上级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要和曾与自己进行过斗争的敌人合作，游击队有的干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对此，周瑞兰介绍说，早在1937年9月，陈毅、项英就曾深入武功山山区各县宣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主张，并到处打听武功山上这支游击队的消息；随后，又派出了湘南游击队的一位曹姓支队长去联络，却也没有音信。而此时，谭余保领导的这支湘赣边游击队，却依然在袭击国民党的一些区、乡政府。当地的国民党政府借此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谈判，准备派大军进山去“围剿”，游击队面临被剿灭的危险。因此，陈毅非常着急，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去武功山寻找游击队，做好收编工作。
    11月初的一天，陈毅从吉安出发，来到安福县武功山下的洋溪镇。偌大的武功山，游击队又神出鬼没，到哪儿去找呢？陈毅于是找到洋溪镇国民党区公所区长彭侠民，向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要求他提供上山的装备和向导。对此，彭侠民不敢怠慢，为陈毅找了一名向导，备了竹轿，还派了两名保镖护送他进山。
    武功山山高谷深，溪涧纵横，小道崎岖，沿途人烟稀少。从洋溪镇向南走，陈毅在一个叫茶树坪的地方上山，经陈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龙山口，再折九陇山区，走了一天多的山路，陈毅到达了一个叫高坑的地方。
    据参与主编《峥嵘的井冈岁月》一书的井冈山学院教授刘文源介绍，当时，陈毅正患脚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极为困难。但为了尽快找到红军游击队，他在离开洋溪镇的第二天，就打发走了轿夫和保镖，只留下了向导继续前行。沿途陈毅住在山区老表家中，帮助老表做事，宣传抗战政策。很快，陈毅寻找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的消息，便传到了游击队在九陇山的团部。
    一天临睡前，陈毅对向导叮嘱，要注意夜间的动静。深夜时分，阵阵的狗叫声没有惊醒酣睡中的陈毅，但向导则判断：“游击队在行动。”接着传来的是击掌声和轻微的交谈声，于是向导推醒了陈毅，告诉他发现了游击队。陈毅故意咳了几声，引起游击队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游击队员走了过来，对他们进行盘问，陈毅一一作答。接着，游击队员发出暗号后，又有两名同样装束的游击队员走了出来。他们用布把陈毅和向导两人的眼睛蒙上，将他们带进了深山，安置在一间草棚里“休息”。
    游击队难辨陈毅身份
    湘赣边游击队负责人段焕竞和刘培善听了有关陈毅上山的情况汇报后，也分不清他到底是共产党干部，还是国民党官员，或是进山做生意的商人。觉得事情非同小可，就派人将陈毅带进山，当面问个究竟。

    刘文源教授介绍说：“陈毅当时是一副大商人打扮，头戴洋帽，身着长袍，脚蹬尖头皮鞋，架了一副太阳镜，还夹着一个公文包，所以游击队对其身份一时难以断定。这身打扮给陈毅带来了不少麻烦，让游击队产生了误会，以致险些遭到误杀。这段历史在郭小川的小说《下山》和电影《陈毅下山》等作品中也有描述。”
    隔天后，陈毅被带进了山里，但包括段焕竞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认识他。见此情景，陈毅便作了自我介绍，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署名为“项英”的介绍信，并向游击队员散发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段焕竞等看过介绍信后心生疑问：这“项英”是真是假，上面又没有公章大印，怎么能证实呢？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陈毅。因为就在同年9月间，有人曾冒充我方人员，寻找游击队和地下党，我方因麻痹大意受骗。10月，安福县东田村党组织成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被捕和杀害，三大队险遭围歼。
    段焕竞等人经再三考虑，决定派人将陈毅送往同属于武功山脉的铁境山省委驻地。
    被误认是叛徒险遭杀害
    铁境山位于江西永新、安福和莲花三县交界的武功山余脉。崇山峻岭，村庄稀散，湘赣省委机关就驻扎在群山万壑中的3个临时搭建的杉树皮棚子里。
    刘文源向记者介绍说，陈毅上铁境山的3天，总是被捆绑着，也没人来理睬他。到了第四天，来了肃反委员会主任颜福华。陈毅一见他，便大声质问为什么捆他？颜福华说他是大叛徒，报纸上都登了他向国民党投诚的消息。陈毅和颜福华争论了起来，但觉得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便要求见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
    谭余保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大革命时期为推动农民协会打土豪运动，他大义灭亲，亲自批准处决了自己的大财主亲姑母。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任湘赣省委副书记兼省苏维埃主席。期间，他与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完成了掩护红六军团转移和牵制任务后，以武功山为依托，坚持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
    其实，陈毅上山一事谭余保早已知道，但一直没有露面。当天下午，他们就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置陈毅。谭余保认定陈毅在艰苦环境中吃不了苦，已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坚决主张将其杀掉。
    段焕竞和刘培善则认为陈毅不像叛徒，并将陈毅上山后的活动，及其所说的一些话向谭余保作了汇报。谭余保也感到杀陈毅事关重大，不敢轻易动手。
    第二天上午，省委机关外的空地上坐满了人，陈毅被绑着押上了会场。
    谭余保从棚子里走了出来，他头戴褪色的红军帽，身背驳壳枪，手里还拿着一根长竹烟管，神情严肃。陈毅首先问他是不是谭余保，谭余保回答说是，之后就大骂“陈毅是叛徒，吃不了苦，投降了国民党”。性格火暴的谭余保甚至扬起烟管要敲打陈毅的脑袋。
陈毅则很沉稳，他一面热情赞许谭余保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一面耐心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指出，湘赣边游击队必须从全局出发，服从决定。
     刘文源教授介绍说，尽管谭余保早就知道陈毅在井冈山斗争时，就是一位有名的红军指挥员，这次又带着项英的亲笔信来，但他仍觉得真伪难辨，满腹疑虑。这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斗争形势错综复杂，无法找到上级党组织证实，游击队对外来人员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当时陈毅大无畏的气魄，对会场上的人震动很大，人们议论纷纷。谭余保只好把陈毅押了回去，没有动手杀他。
    经查证陈毅获清白
    会后，谭余保心里觉得陈毅的话有道理，可自己的思想疙瘩又难解开。他认为，红军战士换上国民党服装，不就等于摘帽投降？最让他担心的是，怕叛徒打进内部使革命受到损失。
    谭余保决定去试探一下陈毅，便独自来到陈毅身边。陈毅知道他的来意，大声说“游击队坚持斗争是光荣的，但目前的考虑和做法是很没道理的”。陈毅又对谭余保说，可以拿上自己的名片，派人下山去了解情况，他仍留在山上当人质，等搞清楚情况后再杀也不迟。
    据周瑞兰介绍，第二天上午，湘赣临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决定派刘全荣等两名交通员赶赴吉安。在吉安新四军通讯处，当韦瑞珍、贺怡两位副主任听说陈毅在武功山遇险后，大吃一惊，忙对交通员说陈毅是党组织派去与游击队联络的，要谭余保赶快放人。
    之后，刘全荣背起半麻袋文件、报纸和宣传品，租了一匹快马，日夜兼程赶回了武功山。
    游击队接受改编去抗日
    谭余保得知真相后，深感愧疚，给陈毅松了绑，并要求关自己3天禁闭。陈毅对他说：“你警惕性高，产生了些误会。但我来得匆忙，手续不全，也有一定责任。”之后，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谭余保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并果断地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亲自带领湘赣边游击队进行改编。事后，陈毅高度赞扬谭余保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1937年11月下旬，谭余保召集了湘赣边党的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表示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摈弃前仇，一致对外，接受改编。接着，30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在谭余保的带领下告别了战斗和生活了3年之久的深山老林，分别从武功山、铁镜山、九陇山等地，来到莲花县陇上集合。几天后，又到了一个叫神泉的地方，接受延安派来的干部整训。
    周瑞兰说：“1938年2月，湘赣边游击队经过严格整训后，除留下80余人由谭余保领导在湘赣边区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3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段焕竞等率领从莲花神泉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樟树和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的抗日前线。”
从此，这支队伍驰骋于抗日疆场，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中，成为一支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新四军劲旅。(周惠华、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