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台中地院法官张升星的文章说，阿扁指示“法务部”研拟全岛性减刑，虽然关于减刑范围如何都还不确定，但是马上就引起被害人家属的激烈反弹，而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官和检察官则质疑减刑的正当性何在，甚至连“司法”改革的律师同道也未必支持。依照“赦免法”第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总统’得命令‘行政院’转令主管部为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之研议”，因此阿扁的指示，从“法律”上来看，完全站得住脚。显然，在长官交办和民意趋向的两难冲突中，不管是“行政院”还是“法务部”，这个问题恐怕都会是个烫手山芋。

   “宪法”第四十条赋予“总统”得“依法”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不管名称叫做什么，“总统”的上述特权，本质上就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甚至于否定。只不过其干涉是“宪法”授与“总统”的特权，如此而已。在台湾社会，“总统”的行政干涉更掺杂着领袖崇拜，政治洗脑的目的。1977年减刑是为了：“追念蒋介石”，1988年“减刑条例”之“立法”意旨为：“追念蒋经国先生仁德爱民之遗志，予罪犯更新向善之机制，制定本条例”，1991年减刑条例则是“纪念中华民国开国八十年”，非常明显的，减刑的政治目的是远甚于任何社会正义的考虑。

    综观上开各个“减刑条例”，其特色就是反映出台湾独有的政治时空背景。因为在独裁领导与威权体制的环境下，人权与法治的观念落后，法官和检察官的角色混淆，法院和警察机关也没什么两样，沦为替当权者维系秩序的统治工具。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冤案，假案，错案，本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因此减刑就成为“统治者”的恩赐，藉此平衡“司法”不公所造成的民怨，换取百姓认同以维系“政权”稳定。

    文章指出， 然而台湾社会自解严迄今近二十年，其间“司法”体系在内外交迫的改革压力下，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司法”所能比拟的。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审检分立落实，角色区隔明显，检察官羁押权因“违宪”宣告而回归法院，法官裁判书送阅制度废止，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和审判程序采行交互诘问等，从裁判品质而言，实在看不出减刑的正当性何在？尤其是台湾的减刑条例更是在政治力的操弄下，成为专门替特定人解套的“个案式立法”。例如1988年“减刑条例”规定杀一人可减刑，杀两人则不可减刑，这种因人设事的理由，其实就是替江南案的相关涉案人解套而已。这种个案式“立法”，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恐怕已难合乎“宪法”的规定。

    比较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并不具有“时效紧迫”的议题，却选择在民进党初选的关键时刻提出，说不定不用多久就会被引导成为检验四大天王“忠诚度”和“核心价值”的标准。民进党四大天王就此议题尚未积极表态，应该也是看出其中若干只能意会，似有若无的奥妙吧！合理的猜测应该是，当“行政院”依照陈水扁的指示提出“减刑条例”的草案，一旦进入“立法院“审议之后，就像打开潘朵拉的盒子，肯定会有跳梁小丑，投机政客勇于表态，假民意之由，广开善门，务求纳入特定条款，藉此机会献媚勒索。不久前，亲民党不是就给国民党上了一课了吗？

   克林顿总统在任满离职前数小时迅速特赦一百多人，此一争议作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与猛烈批评，因为克林顿滥权特赦的对象竟然包括毒贩、选举金主和家族诈欺犯等。换句话说，“总统“固然有赦免罪犯的特权，但其行使则须接受社会公评，搞不好还会付出政治上的代价。阿扁在2000年以宗教良心犯为理由，特赦19位拒绝服兵役的”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如果阿扁认为若干犯罪值得宥恕，大可采取”总统“特赦的方式为之，接受社会检验，不必要迂回绕道”行政院“和”立法院“，那才是真的缓不济急。

    欧阳修的《纵囚论》说得好：“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至于经常批评法官量刑过轻的“法务部”，现在则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不过社会也不必太计较啦，套句郭董的名言：“做官嘛，谁不逢场作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