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说，“转型正义”是台湾最近常见的讨论话题，所探究的主轴是如何面对、处理或矫正过去威权体制在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遗绪。这确实需要有识之士严肃以对；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项基本的思考盲点，那就是假设威权体制业已随着政党轮替而终结，误认“威权体制”是与特定的政党而非政治权力的滥用相连结。因为，转型正义所要处理的一个重大难题，正是在正义转型期间掌握政权的个人或政治势力，不仅整套复制既有威权政治文化的遗绪，更在民主业已转型的表象之下，继承了滥用权力的习性与风格，使得转型正义难以实现。 

     陈水扁日前接见外宾，以“转型正义”为由，说到如何处理不适任的法官与检察官的问题，以东德淘汰了五成以上的法官与检察官为例，对照台湾未做相同的处理，以为台湾很难避免法官、检察官及调查员因政治因素或选举考量，而介入、影响甚至企图左右各党总统候选人未来的竞选活动。陈水扁的话语，立即引起“司法院”、“检改会”、民间司改会以及“司法”界人士的反应，普遍皆认为发言不当。审、检、调机关各自重申，“司法”人员不该也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大选”；有人呼吁陈水扁慎言，不要模糊其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依我们看来，陈水扁的不当发言，恰巧出现了“转型正义”里不容忽略的思考盲点：即民主转型期中的掌权者，也依旧可能延续威权政治中的滥权遗绪。

    陈水扁的发言，表面上大义凛然，骨子里却令人不寒而栗。依照其发言逻辑，台湾似也该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而意在言外的淘汰指针，似乎就是要看哪些法官、检察官介入影响“总统”选举？接下来，正在处理或审判“大选”候选人相关案件，还有足以影响选情、动见政治观瞻等重大案件的法官、检察官们，岂不就是淘汰指针所要观察的对象？问题是，谁有权力运用特定的淘汰指针指认并发动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陈水扁所暗示的淘汰指针，难道不是在以吴淑珍案、马英九案、谢长廷案、陈菊选举案中的法官或检察官为对象，告诉他们，如果处理或审判的结果不令当权者感到满意，他们就会是转型正义旗帜下遭到淘汰的法官与检察官？

    陈水扁虽已处于政治跛脚的位置，但是由于执政党极度看重“总统”职位的分量，他在未来的“大选”中，显然仍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影武者。加上尚属现在进行式的“公务机要费刑事案件”，陈水扁在吴淑珍案、马英九案、谢长廷案、陈菊案……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利害关系人，甚或间接当事人，利用“转型正义”的题目，从事含沙射影的发言，已经不只是应回避而不回避的利害冲突问题，也不能只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是否欠缺了对于“司法”应有的尊重，而是涉及是否利用其身份及权势地位干预甚至恫吓“司法”了。一位“执政者”，利用“总统”选举的案件关联性，对于“司法”人员提出淘汰说，有没有威胁“司法”独立的顾虑，不也正是转型正义论述所该关心的话题？

    政党轮替之前的威权时代，“司法”的信用不彰，原是民主体质孱弱的社会现象指针。当年“执政党”自诩是法院的经营者，许多人可能依旧言犹在耳，也就因此以为“司法“之中尚有昔日的威权余孽存在。但是，政党敢于号称”“法院是我党所开”，原因不在它政党的名号，而是在它“执政”的位置。有政治本钱经营法院的只能是“执政党”，不会是“在野党”，所以重点是谁在“执政”，不是那个政党。

    转型正义要避免威权政治再度扭曲“司法”，必须针对两种对象，一种是新的“执政者”，确保他们不会继续伸手干预“司法”的前朝文化，他们也许不再明目张胆地经营法院，但是新的“执政者”如果本着深怕“法院不是本党的地盘”的心态，以法院不利“执政者”的判决作为政治上声讨法院的根据，其实也与戕害“司法”的威权文化余孽，相去无几。另一种对象则是“司法”体系之中与现代“司法”体质格格不入的不适任人员。但是，如何区别甚或淘汰不适任“司法”人员，不该由“执政者”决定，也不该是直观式的使用政党的卷标进行顺昌逆亡的声讨，而必须要以人权保障的“司法”正义实现程度，做为观察标尺，由政治势力让出适当的空间，透过审议式民主的社会对话，引发“司法”体系自觉自发性的体质改良。

    “执政者”若是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号，表面上不分青红皂白，对“司法”做出泛余孽指责，骨子里却企图形成“司法”内部的寒蝉效应，在司法审判具体案件的结果上获取选举政治利益，那将是转型正义的悖论与背反，不过是另一次践踏“司法”独立的恶劣权力示威举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