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外资在台湾经济中的地位

侨、外资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上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当局败逃台湾后，美国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这对于经济积累薄弱、资源匮乏的台湾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增长。六十年代中期，美援减少后，游离在东南亚的华侨资金和海外资金开始陆续进入台湾，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

侨资和外资在整个台湾经济中地位较为重要。其中日资主要集中在产业投资方面，有助于把台湾纳入到国际产业分工的大循环体系之中；欧美资金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对于提升整个台湾服务贸易的层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截止到二零零一年之前，侨外资进入台湾，除了在两次全球性的能源危机（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九年）和世界性经济衰退（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等期间出现过下降之外，总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净流入态势。

侨外资青睐台湾由来已久，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虽然其间夹杂有全球性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但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势头。对于近一段期间来，侨、外资在台湾岛内投资的大幅下滑，民进党当局虽然有所察觉，但因陷入岛内政经形势的全面混乱，并没有能够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然而，细细分析此次侨、外资大量流出台湾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它和以往受全球性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侨外资暂时性流出有着本质的区别。

侨、外资撤离台湾的原因

一是台湾经济长期潜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侨外资投资台湾的意愿。从区域性经济架构的调整中不难发现，台湾的“代工型经济”从来都是作为别的经济体的“边缘”而存在、发展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是美国经济的边缘，七十至八十年代是日本经济的边缘。由于长期处于边缘经济的地位，台湾经济缺少自身主动成长的条件。在日本经济步入低迷之后，台湾的“代工型经济”正在寻找另一新着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岛内的侨、外资走在了前面，美国戴尔计算机公司、荷兰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等一些跨国公司，相继把在亚太地区的业务重心或研发中心，从台湾转移到更有前途的地区。

台湾经济是依靠加工出口工业起飞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湾拥有「抢先」的优势，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对手不多。但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凭借自身优势也先后发展了加工出口工业，韩国后来居上，成为台湾竞争强手，南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对台湾构成很大的威胁。内部环境方面，台湾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加上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民间投资意愿长期低落。

八十年代以后，为了突破困难，继续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台湾当局调整了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并围绕“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而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以求全面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台湾当局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由于台湾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资金和技术力量匮乏，台湾经济依旧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代工经济”，依旧受制于国际跨国资本的流动。

二是政局动荡和错误的财经政策加速了侨外资撤离台湾的趋势。岛内政局动荡挫伤了侨外资投资积极性。稳定的政局是发展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在动荡的政局中实现经济腾飞的，台湾自然也不例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开始进入所谓“政党政治”时期，到2000年，实现了首次“政党轮替”。但是，以街头游行和暴力抗争起家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不稳定时期。民进党当局凡事以“意识形态挂帅”，政争不断，人们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政治口水淹没了经济考量”。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环境中，安心搞经济是不可能的，以利益最大化为考量的民间投资业者自然会放弃台湾作为其投资场所的想法。

“三通”不通，徒增成本。实现“三通”，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在岛内的投资者。如今，全球都已经进入到买方市场时期，商家之间比的是质量、价格和服务，其中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将导致巨大的损失。“三通”不通正好破坏了价格因素。有统计显示，因“三通”不通，岛内业者在运输方面，每年花去的不合理支出超过千亿新台币。这笔巨大费用增长了投资者的运营成本，同时也削减了收益。在“三通”迟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商家们自然更愿意绕过“三通”问题而直接进入大陆进行投资。

当局错误的财经政策让投资者缺乏信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让众多投资者遗恨东南亚。2001年11月，虽然台湾当局把“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从实际运行效果来看，这一措施却蜕变成了“积极管理，有限开放”。可以说台湾当局只想阻挡商家西进，压根就没有考虑到业者的切身利益。台湾当局这种无视潮流、不负责任的做法，除了挫伤投资者的信心之外，更激发了他们出走台湾另择他途的决心。

短期来看，侨外资大量流出台湾会造成岛内股、汇市的下跌，并对其经济复苏产生压力。就长期而言，应该看到，侨外资大多属于跨国性资本，流动性极强，但它们同时又是台湾“代工经济”中关键的一环，它们的移动必然会使得岛内处于产业链其它位置上的资本也跟着移动。外资的投入对于台湾经济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如果台湾当局不能慎重处理，那么很有可能把台湾经济拖入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黄影 徐艳琳）

《新华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