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罄竹难书”，我们看见了语言，看见了政治，也看见了官场。陈水扁口误或许可笑，但笑声翻过半座山头也就散了；可怕的是权力的荒诞与傲慢，爬过身畔途经的万事万物，在空气中不断嗡嗡作响。

　　中时电子报署名分析文章说，语言本非固态的矿脉，而是缓慢流动的长河，就像傅柯的观察，语言经常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涌现不同意义。但作为人类沟通的重要工具，语言势必具备某种社会群体的共识，才能搭建我们之间的桥梁，或像南方朔的书名：我们的居所、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星图。

　　而“罄竹难书”，无论典出《吕氏春秋》、《汉书》、《旧唐书》，都是意指劣迹不胜计数，当历代典籍逐渐形成惯例，连台湾教育部编撰的字典词书，都已将此成语“正典化”，那么让人好奇的是，杜正胜的脑袋里装些什么？

　　文章说，在“立院”询答那一剎那，想必杜正胜绝非真心想与李庆安诘难问疑、切磋学问；我更相信，大学学测若有此考题，杜正胜也绝不至于推翻大考中心的标准答案，把单选题改成多重选择题；在那一刻，料必杜正胜想起了他敬爱的陈水扁，想起了“立院”是政敌发起攻击的主战场，也是他挖深壕沟、保卫英明圣主的最佳基地，于是，他甘愿抛弃自己任内审定的部版《成语典》，把一个渐形凝固的字词，拖回混沌未明的上古时代。

　　所以我们的官员激发出汹涌的爱国心，抛弃学术良知，情愿为政治服务；媒体明知历史典籍的普遍例则，偏偏搬出较鲜为人知的《移元征君书》来说项，一切只为政治。

　　让我们试着探问：今天口误的若是连战或马英九，摇尾系统会如此万夫莫敌地义无反顾、奋勇杀敌吗？让我们再深入追究：难道杜正胜只是当前官场一个可悲的特例吗？

　　文章说，多么迷人呀，这些政务官们的心灵状态。当郭瑶琪说出陈水扁洪福齐天、当陈定南在“法务部长”任内，大张旗鼓订出反毒标语“无毒最美，希望相随”、当吕秀莲都瞧不起检方侦办台开案畏首畏尾，“法务部”还在“立院”唯唯诺诺“一切依法侦办”，难道不代表着扁当局六年来，已经让政府官僚组织变成一个庞大的摇尾系统？

　　那么，又是谁默许、鼓励他手下的文武百官，变成一群事事揣摩上意、巴结逢迎的失能者？一群立场先行、泯除是非的铁卫军？

　　文章指出，杜正胜只是历史洪流里的小人物，鲁迅笔下的孔乙巳，《儒林》里拍着桌子吃芝麻偏要装气派的穷酸儒生，他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悲哀，纪录的是文官体系失语失智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