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评说，台南市长许添财及前副市长许阳明的特别费案，昨经台南地检署侦结。许添财及许阳明特别费“不需发票”的一半，均获不起诉处分；理由之一是检察官认定其为“实质薪资补贴”。至于“需发票”的另一半，许添财没有问题，但许阳明有以非属公务用途发票报销的情形，被以贪污罪起诉。
 
　　社评说，南检对“二许案”的认事用法，显然与高检查黑中心的“马英九案”不同。南检承办检察官陈明进认为，“政府相关部会对特别费的性质认定不一，检察官无从确定”，遂对“不需发票”的一半采“实质薪资补贴”说，不予追究。因此，倘以南检之“二许案”标准，则马英九在“需发票”的一半固然没有问题，至于“不需发票”的一半亦应认定属“实质薪资补贴”，而不予追究；但高检侯宽仁检察官却采取了与南检“二许案”完全不同的标准，以贪污罪起诉了马英九。谁说检察一体？明明是双重标准！ 

　　其实，马案与二许案在南北二地几乎同步侦查；当时两地检察署且曾会议多次，并一度宣称将同步结案，为所有的特别费案建立“共同标准”。此种观点，当然符合“检察一体”的原则。讵料，马英九在二月十三日被起诉，非但未见四大天王及翁岳生、陈唐山的特别费案有何动静，甚至连二许案也未同步结案。高检查黑中心显然有“见猎心喜”之嫌，于是作出了“选择马英九办案”的操切举措。 

　　社评指出，查黑中心自行其是，不问二许，只问马英九，其实是“选择性办案”。如今，时隔刚好一个月，南检“二许案”的结案报告出炉，却采取了与高检“马案”迥然而异的标准；高检这种“选择马英九办案”的鲁莽举措，果然在司法形象及司法公信力上制造了难以弥偿的伤害。 

　　南检的办案态度与高检至少有三大不同。一、南检指出，“政府部会对特别费认定不一，使检察官无从确定”，于是采取了对被告有利的解释；但高检则“选择性”地采取了对被告不利的解释。二、高检认定马英九以“诈术”贪污，但南检则认为特别费“不需发票”的一半，皆按“往例”发给及支领，难谓“诈术”。三、高检根本罔顾本案的“高度政治性”，甚至以“不问政治”自我标榜；但南检则公开指出本案具有“高度政治性”，并认为司法者应当站在“历史的高点”来评量本案。“二许案”起诉书的字字句句，不啻是对“马案”作了“第二次侦结”。 

　　社评表示，陈明进在起诉书指出：“对本件高度政治性的法律案件，司法者应站在历史的高点来观察特别费性质？还是匠气十足如堆积木般将法律概念堆砌起来？”这是陈明进的自问自答，也是他向全体“司法者”发问，当然不啻也是对持不同观点的侯宽仁发问。 

　　陈明进说，关于本案，“认事”比“用法”重要；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我们很早就提醒司法者，对于本案，不可“见树不见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高检承办此案，却“只见”马英九，“未见”四大天王、二许及翁岳生、陈唐山，及二十年来数万行政首长，因此未能同步、同标准结案；又以“不问本案的政治性”自我标榜，却不知其对“本案之高度政治性”故作盲目状，其实却正是卷入了政治，若非有意操弄政治，亦是被政治所利用。 

　　假使高检查黑中心真正服膺“检察一体”，追求司法正义，并避免被政治利用，则倘能延后一个月与“二许案”同步、同标准结案，司法形象及司法正义就不致受此重伤。如今，高检“选择马英九办案”，倘仅被指为“未站在历史高度”，“匠气十足”，尚属轻描淡写；若被质疑为“见猎心喜”、“政治心术不正”、“专业伦理有污点”，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二许案侦结，却出现了与马案判若天壤的评量；何况，如今四大天王及翁岳生、陈唐山等的特别费案，非但全无动静，连特侦组也根本不知何时成立，更不知将以“马案”为办案标准，或以“二许案”为标准？“二许案”结案，实已到了应当为四大天王案催生的时刻了。 

　　最后，社评表示，这是检察一体吗？这是司法正义吗？司法者难道要摀起眼睛来自我丑化、自我羞辱到如此地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