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说，陈水扁在此时此际施行全岛性减刑，真正目的是在为他自己塑造“政治特赦”。

陈水扁失政败德，其“统治”正当性深受质疑；“第一家庭”已有多名受审中的被告或初审判决的罪犯。陈水扁处此情境而发动减刑的动机至少有三：一、使用“总统”减刑特权，向民众宣示“我仍是‘总统’”；二、即使“第一家庭”涉案者未在减刑范围，但正可藉此酝酿宽赦的氛围，向民众传递“我在‘法制’上赦免你，你也在政治上赦免我”的诉求；三、更应注意的是：据称，将受减刑之惠者逾三万人，值此选举前夕，亦不啻是向减刑犯及其家属示好，确能发生“割喉”拉票效果，十数万张选票就此“割”来，为民进党的政权保卫战增添筹码。

由此观之，陈水扁在此时此际施行全岛性减刑，其实是在为他自己创造“政治特赦”！

社论指出，陈水扁明言这是政治性的减刑，他声称是为纪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及解严二十周年而激活。但是，连民进党“立委”亦称，纪念“二二八”应促进政治和解，而非减刑。纪念“二二八”是应加强当局对民众的责任意识，但减刑却涉及犯罪人与被害者的法益冲突；如今，陈水扁不能增加其作为“统治者”的正当性，竟欲以强制力来扭曲犯罪人责任及社会法益的比例原则来纪念“二二八”，实是文不对题，且反而更加彰显了“统治权力”的粗暴强横，实与“二二八”精神背道而驰。陈水扁一向操弄“二二八”，如今竟连减刑也要拖“二二八”下水，岂非走火入魔？至于说是纪念解严二十周年，更是不知所云。纪念解严，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应当深切反省自己在民主及“法治”上的种种倒行逆施，岂宜用减刑市惠来为自己的失政败德遮丑？

再就“法制”层面言，此次全面减刑亦不具说服力。减刑之制虽存，却不宜轻试。因为，减刑原是封建体制及“司法”污浊的救济手段，非此不能与民更始；但如今“法治”进步，不需主政者在“司法”上伺机市惠，反而是被害者及社会安全受到威胁，全面减刑自可能被视为“统治者”与社会为敌，不可不慎。其实，倘有特殊冤抑，“总统”可行特赦，以救济个案，亦不伤社会共有之法益与感情。特赦既可兼筹并顾，岂宜轻启全面减刑？

何况，此次减刑如何“划线”已生争议。例如，死刑在不在内，必有强烈争议。有谓杀一人者可减，杀一人以上者不可减；则犯罪究竟是“量”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又谓经济犯罪不可减，则涉及千亿的大案不能减，难道涉及百十万者亦不可减？此处必有“罪名”与“罪行”的争议。又如，赵建铭若不可减，势须有“赵建铭条款”，否则与赵建铭同罪名者难道皆不可减？再如，邱毅的案子其实最有减刑的条件，但能否用“邱毅条款”将其强制排除？

社论说，讨论到此，即可触及本次减刑的核心问题。由于陈水扁是个心术不正的“统治者”，亦是公信力及正当性极度低落的“总统”，由陈水扁发动减刑，只会使人猜疑议论其政治动机，而不会令人觉得其间有多少公义或公益的意涵。前述此次减刑的“划线”问题，倘若未来在朝野争议中变得歪七扭八，成了“杰利蝾螈式”的减刑条例，放出了三、四万“微罪轻刑犯”，则这次减刑即完全成为配合民进党骗取选票的“割喉手段”，将反而更严重地伤害了“宪政”正义。

纪念“二二八”，当局要深切反省自己有否失政败德？纪念解严，当局亦应深切反省自己有否在解严时代行戒严时代的“统治”罪恶？

陈水扁应谨慎操持此次减刑，倘若这又是一波滥权枉法的选举操作，民众非但不可给陈水扁“政治特赦”，反而应在其罄竹难书的失政败德上再添加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