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日报》今日刊登社论说，尽管“高等法院”已经二审判决马英九特别费案无罪，社会各界也普遍肯定这次判决还给马英九的清白，“高检署”日前仍然决定上诉“最高法院”，希望“最高法院”能以终审机关的立场，对特别费做确认的法律见解，如此不仅形同检察体系自废武功，也反映检察高层毫无担当。 

　　众所皆知，马英九的特别费案，从一开始就是民进党为了减轻“公务机要费”案的伤害，并藉此丑化马英九所炮制的政治性案件。检方如果真有担当，早就应该不起诉，或是在北检与南检意见不一时，就应该由“高检署”做成统一见解，让侦查标准一致；退一万步想，至少在一审判决无罪时，就应该顺势而为，就此解决，以免继续虚耗人力资源，造成社会不安。 

　　社论指出，然而，检方高层却在明知“再办下去没意思”，也几乎没有任何翻案的可能性时，仍然执意上诉，其理由是，“高检署”认为“行政院会议纪录没有证据能力”，因为那是相关机关向“行政院”提出的法律意见，而非：公务过程中基于观察或发现而当场或即时制作的纪录文书。可是，“主计处”既是特别费的主管机关，“法务部”又是“行政院”谘询法律见解的承办机关，如果他们在“行政院”院会中对“首长特别费”所做的法律见解，还只是“传闻证据”而没有证据能力，试问，谁的见解才有证据能力？ 

　　再者，“高检署”列举“定额统筹概算型费用于法无据且与行政机关函示不符”、“原判决强制行政习惯法效力”及“领据特别费是否属个人的判决矛盾”等三项理由，认为“高院”判决将“首长特别费”，依领据列报：或单据列报的核销方式区分为后者属公款，前者属实质补贴，得出被告在主观上、客观上不构成犯罪的结论，如此论断的前提既有违背法令之处，以这个前提为基础的论述，也都属违背法令。 

　　表面看来，似乎是法理之争，问题是特别费性质的认定如果真有争议，法令规定既不明确，依法利益应归被告，检方当初怎么会起诉？起诉一再被判无罪后，又为何还提上诉？更重要的是，“高检署”在上诉书中强调原判决如何违背法令，违背论理法则、互相矛盾，真若如此，为什么还要强调未来“最高法院”终局裁判的法律见解，检方就会尊重、还会做为将来各检察官侦办同类案件的统一见解。难道“最高法院”的法律见解做出，“高院”的判决就不违背法令了吗？ 

　　事实上，“高检署”本身就有统一见解的职权，检方内部意见分歧，“检察总长”就应该约集检察高层会商，做为处理类似案件的准则，那有检方自已可以做，应该做，却不做，而要“最高法院”去做统一法律见解？又那里有检察官上诉，只是要“最高法院”为地院及“高院”背书的道理？ 

　  显而易见，“高检署”不是为了解决特别费争议而上诉，而是为了本身的面子，为了上诉而上诉，这种做法不只是推卸责任，而且也突显检察高层毫无担当。平心而论，检察官职司摘奸发伏，当然应该有确切的法律见解，如此缠讼多日，明知本案不应上诉，上诉也没有实质意义，却仍要上诉，非要等到“最高法院”作成定谳判决，才能侦办和定出统一标准，无异使具有“司法官”身分的检察官如同自废武功。这样踢皮球的作风，除了证明检察一体毫无功能之外，更显示检察体系缺乏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