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水扁在多个场合，再次重提“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并称实现该目标是台湾“后SARS时代的当务之急”。这个在十年前提出、并被称之为台湾“第二次外向型革命”和“跨世纪大行动”的经济计划，由于是建立在以祖国大陆为主要腹地的基础上，先后遭到李登辉的冷遇和被陈水扁的抛弃。现在，陈水扁又重提此一口号——“亚太营运中心”真能起死复生吗？

一、“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由来

“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最早于1993年提出，当时连战任“行政院长”后，大幅缩减郝柏村时代耗资庞大的“六年经建计划”，提出了新的 “振兴经济方案”，该方案提出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将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该方案提出后，“亚太营运中心”的具体计划由时任“经建会主委”的萧万长领导策划、并交由美国麦肯锡公司进行评估。1995年，台当局开始实施“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以10年为期，分三阶段实施，该计划因此也被称为“跨世纪大行动”。

“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与在此之前郝柏村任“行政院长”时提出的“六年经建计划”有很大差别，前者更注重经济体制与政策方面的调整，后者则侧重于公共建设计划。概言之，“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主要内容分二个层次：一是通过修改大量经济政策与法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减少人员进出和内外投资的障碍，以使台湾更大程度地融入亚太地区分工体系。二是推动制造、金融、海运转运、航空转运、电信和媒体六大功能性中心的建成。

当时，台当局推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背景有三：

一是顺应国际跨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转变。当时，跨国公司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纷纷改变过去集权式的经营管理方式，而是采取分权管理，即：在全球各经济区域设立区域营运总部或营运中心，统筹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的业务。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总部大都集中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亚太营运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国际化，增加台湾对跨国公司设立营运总部的吸引力。

二是适应岛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台湾第三产业迅速崛起，在短短十年间其占GDP份额提高了十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以上，成为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台湾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这期间台湾第三产业的崛起，主要靠当时岛内市场的扩张和台湾经济体制自由化带来的政策变革效应，具有典型的内需特征。由于岛内市场扩张潜力有限，在后工业化社会有必要增强第三产业特别是功能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开拓岛外市场，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六大功能性中心中，其中五大中心均属于服务业范畴。因此，“亚太营运中心”又被岛内称作“第二次外向型革命”，即六、七十年代台湾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发展战略将工业推向国际，为“第一次外向型革命”；此次又将功能性服务业推向国际，因而是“第二次外向型革命”。

三是当时两岸关系出现良性互动趋势。在1992年两岸海协与海基两会达成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后，两岸实现了“汪辜会谈”，两岸政治关系由于有了“92共识”这个基石而大大缓和。同时，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祖国大陆掀起新的改革开放高潮，经济蓬勃发展；1992年和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再次掀起高潮，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正是由于两岸关系的缓和，使台湾经济发展以祖国大陆为主要腹地的实现可能性增加，也是台湾当局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重要背景。

二、李登辉、陈水扁出于政治考虑抛弃“亚太营运中心”

从当时国际、岛内经济形势看，“亚太营运中心”不失为一个颇具前瞻性的计划，若照此计划实施，不仅有助于加快台湾经济的转型、提高台湾经济在亚太地区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也颇有助益。但该计划最终流产，其原因主要来源于岛内台独势力的政治考虑。

台湾“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和达成目标，与两岸经济关系密切相关。“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提出，其主要目的就是鉴于祖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外资加快赴祖国大陆投资，欲借助台湾与祖国大陆同文同种、两岸经济关系日趋密切以及台湾的优势地理位置，将台湾建成国际资本进出亚太地区特别是祖国大陆的重要门户。根据美国麦肯锡公司的评估，台湾要建成“亚太营运中心”，至少50％以上的市场腹地须在祖国大陆，尤其海运转运中心80％以上要借助于祖国大陆市场。实际上，随着祖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祖国大陆市场在“亚太营运中心”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实质上，“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就是在台湾经济步入转型期后，尝试走一条以祖国大陆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发展之路。

于是，在“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实施后，当时的台湾行政当局开始重视发展两岸经济关系，不仅提出以“市场法则”作为处理两岸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应对两岸无法直接“三通”的现状，于1995年颁布“境外航运中心管理办法”，连战并出提“两岸经贸特区”的构想。不久，两岸实现了“试点直航”，两岸“三通”形势似乎出现了乐观的前景。

但是，随着李登辉“台独”面目的逐渐显露，“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以祖国大陆为腹地的作法不仅越来越不符合李登辉的口味，对其推动“台独”的政治目标也构成新的障碍。1996年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当年8月，李登辉在提出限制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政策的同时，对“亚太营运中心”也大加抨击，认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是“鸠占鹊巢”，借发展台湾经济之名，行两岸“三通”之实，在两岸“三通”问题上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并声称要检讨“亚太营运中心”，以后要集中火力以制造研发为中心，将台湾建成“科技岛”。

李登辉对“亚太营运中心”改铉更张，提出以制造中心为根本，实际上是走回了台湾经济发展的老路，“第二次外向型革命”实际上已经流产。李登辉提出台湾以“科技岛”为目标，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当时已成为台湾工业龙头的信息电子产业，其基本发展格局是进口日本、出口美国，与祖国大陆关联不大。因此，将台湾建成“科技岛”，就是要走回依赖日本、美国的经济老路，以此增加对祖国大陆经济的自主性，为未来实现“台独”目标奠定经济基础。在“戒急用忍”政策下，“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已是名存实亡了。

陈水扁上台后，着眼于“渐进式台独”的政治目标，甫上台就攻击“亚太营运中心”格局太小，台湾要建成“全球运筹中心”，并提出“绿色矽岛”的台湾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陈水扁执政不久，“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即被“全球运筹中心”计划所取代，在形式上也消亡了。

三、陈水扁真得要重建“亚太营运中心”吗？

了解了“亚太营运中心”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知道，“亚太营运中心”不仅仅是台湾的一个宏观经济发展策略，内中也有很深的政治意涵。说到底，“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是否实施，意味着台湾当局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发展之路，亦即：是走依托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之路，还是走一条与祖国大陆渐行渐远的经济之路。

显然，陈水扁不会选择一条依托祖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之路。陈水扁上台后，虽然名义上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但实际执行过程看，其对台商赴大陆投资的“有效管理”远大于“积极开放”，采取的是不讲“戒急用忍”的“戒急用忍”政策。在两岸先后加入世贸组织后，陈水扁采取的最优先政策不是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而是将加快与美、日等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当务之急和“反边缘化战略”的核心。在去年台当局推出的“六年发展重点计划”中，更是将抵制祖国大陆的“磁吸效应”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在两岸“三通”问题上，陈水扁更是出尔反尔，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

既如此，陈水扁最近又何以重提“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呢？理由无非有下面几个：

一是岛内经济形势已对其来年“大选”构成严重威胁，需要摆出一个新的“拼经济”姿态来讨好中间选民。从所周知，陈水扁执政以来岛内经济连续滑坡，陈水扁施政不力已广为岛内民众所诟病。今年受伊拉克战争与SARS的双重冲击，岛内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将直接影响到明年的“大选”选情，陈水扁过去三年提出计划和政策不少，喊出的“拼经济”口号更多，面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已无良策，只剩下大幅举债以扩大公共投资一途，而此举又受巨额财政赤字和沉重债务负担制约，在岛内备受批评，无法有效笼络中间选民。于是重提“亚太营运中心”口号，以争取中间选民和拉抬选情。

二是分化瓦解泛蓝势力。连宋合，使泛蓝势力完成整合，对陈水扁连任之路形成强有力竞争。陈水扁于是使出分化瓦解之计，邀请国民党副主席、当年“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制订者萧万长出任“总统府”“经济顾问小组”负责人。既然要拉笼萧万长，当然在名义上要尊从萧万长的一些主张。

三是笼络岛内工商界。岛内工商界对经济低迷、两岸迟迟无法“三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也不利于陈水扁的选情。提出“亚太营运中心”，对于在祖国大陆投资越来越多的岛内工商界，不仅可以起到安抚作用，还可以借机吸引祖国大陆的台商资金回流，加快在岛内设立“营运总部”。

显然，陈水扁重提“亚太营运中心”，与他在此之前提出的很多“拼经济”口号一样，都是出于选举考虑。问题的关键是，“亚太营运中心”是喊喊而已还是真正要做？如果真的要做，此“亚太营运中心”是否是彼“亚太营运中心”？十年前提出的“亚太营运中心”是以祖国大陆为腹地，那么陈水扁的“亚太营运中心”是否还是如此呢？其实，判断其真伪，有一个最好的拭金石，那就是陈水扁是否真正推动两岸直接“三通”。试想，如果两岸连“三通”都无法实现，“亚太营运中心”的市场腹地在那里呢？（张冠华）

华夏经纬网专稿 2003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