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26岁独闯关东

2008-04-30 11:03:27
华夏经纬网

 

1946年大学毕业的柏杨

原东北大学理工楼

60年前的沈阳(当时叫奉天),整个城市面临着战火中的风雨飘摇,年轻的柏杨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大约两年的时光后,又一次面临着去留选择。

  1948年年底,柏杨随着人流前往北平,随后飞往台湾。如果从柏杨离开沈阳那年开始算起,至今刚好是60年,尽管时光流逝,但是他与沈阳的那段故事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反而愈加清晰起来。

  为了理想选择沈阳

  柏杨的履历显示,他毕业于东北大学。

  这时候的东北大学并不是指在沈阳的,而是指随着“九一八”后流亡关内的东大。东北大学校史志编研室王国钧教授告诉记者,从1938年到1946年学校选址在四川三台,柏杨是那个时候的学生,然而从目前校史方面的记载看,并没有关于这个学生当年的任何文字记录。

  在东大校友会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曾经在1941年至1945年于三台读过书的东大老校友濮实,这位今年85岁高龄的老人一直生活在四川。

  “我与柏杨是同一年入校的,我念的是工商管理系,而柏杨是地理系,我们并不是同学,但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相隔两个寝室,所以对这位同学有一些印象,”老人回忆说,“他当时的名字叫郭衣洞,一米七左右的个子,相貌很普通,他那时并不是个特别突出的学生,所以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只是在很多年后我读到《丑陋的中国人》,看到他是东大的校友,才知道就是那个同学。”

  1946年,东北大学要迁回沈阳,已毕业的濮实留在了四川,而对于毕业后的出路,年轻的柏杨也十分彷徨。学校中有很多要好的东北籍同学都劝他随着学校前往东北,而柏杨也以为到东北去可以大有发展。于是,“闯关东”的想法令柏杨怦然心动。

  几经波折后,柏杨和几位同学从上海出发,购买赴天津的船票,之后转当时的北宁铁路(北平至辽宁省会)到沈阳,住进位于沈阳市北郊的东北大学。这里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大学的老校区,如今分别成为省政府、省军区以及沈阳市体育学院的一部分。

  “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柏杨在回忆录中这样记下了他初次见到东大校园时的感受。

  从教书到办报

  柏杨到沈阳时正是1946年的初冬,寒冷的天气不同于四川和老家河南,他的第一件冬装是西方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他和没毕业的同学一起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

  在柏杨“闯关东”的日子里,最初有人建议柏杨去教书,但是他认为,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只是生活似乎给他的选择并不多。

  除了东大校园,他的第一个落脚点是位于小西边门附近的一所日本商社的房子。由于没有翔实的记载,这个位置如今已经难以确定,所能知道的是,在友人杨德钧等人的怂恿下,他找到了这所房子,希望开一家书店。

  那时,柏杨生活拮据,不过当时日本投降后,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物价十分便宜,柏杨一天要买两支烟,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

  不久之后,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请了柏杨去任教。稍后,他又在友人徐天祥的帮助下在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这时柏杨的情况开始好转,由于徐天祥取得了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他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他们办一家日报,生活之路仿佛又被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现在的沈阳中华路上,柏杨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找到了一栋房子,买了一部印刷机,他们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并向当时“中央政府”申请登记。不过直到柏杨离开沈阳,这份报纸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多年后柏杨回忆到这一部分时戏谑地评价说,“幸而政府没有批准,如果批准,我们的损失将更惨重。”

  收养沈阳义女

  1959年,柏杨创作了散文《棣清·我儿!》,在这篇散文中,柏杨披露了他于1948年在沈阳工作生活时曾经收养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棣清的经历。

  几年前,由沈阳市台办交流联络处联系,一位名叫邵青的女士被认为是柏杨曾经收养的女儿,并曾经与柏杨连线。记者找到交流联络处车处长,这位处长表示,由于不愿意被这件事打扰,邵青女士后来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当年被柏杨收养的女孩曾经在以同善堂为前身的沈阳救济院生活过,同善堂是清代光绪年间的奉天总兵左宝贵创办的慈善机构。不过救济院在20世纪80年代迁到了朝阳市,当时救济院的原址就在今天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附近,向附近居住的老人打听,他们对此都已经语焉不详。

  柏杨在沈阳停留的短暂显然是这一段感情不得不匆匆结束的主要原因。随着整个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节节败退,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国民党的高官富商纷纷逃亡,混乱的时局让很多普通小市民也纷纷远走北平。 

  1948年11月1日,柏杨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北大营全然一空,官兵们已全部撤退到沈阳市区。

  柏杨在回忆录中说,那时他看到当天出版的《新报》,即使过了几十年仍旧能清晰记得它令人啼笑皆非的头条标题:“沈阳城外,共匪不多”。

  那天傍晚时候,街上已经没有行人,柏杨和徐天祥、孙建章等挤在楼上小房间里,面面相对。一切努力都在一夕之间化成云烟,已经28岁的柏杨在面临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无钱无粮,未来怎样茫然不知。

  化装成国民党兵离开沈阳

  于是,几个人决定离开战时的沈阳,前往北平。对于这次逃离,柏杨和徐天祥、孙建章三个人采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据说这样改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实行宽大政策,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还乡生产”。

  尽管路上很仓促,但是当时所见的景象仍旧清晰地留在了柏杨的脑海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走到沈阳车站后,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其实,并不是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

  售票窗口打开,才发现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到了皇姑屯,只能出站,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柏杨一行雇了其中的一辆,南下山海关。

  入夜之后,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紧夹着马车进发。人民解放军军纪的严明使柏杨咋舌,因为在黑暗中那些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而柏杨的回答总是:“我们是国军。”当对方一时听不懂,或弄不清楚什么是“国军”时,他就说:“我们是蒋匪!”于是那些战士们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见惯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凶恶,这让柏杨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

  此后,柏杨穿过山海关,坐火车转往了北平。

  在沈阳度过的日子,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个人的命运在大环境的动荡中飘零着,对于年轻的柏杨而言尚且是一次铭刻于心的经历,不过与他随后即将开始的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的人生相比,沈阳不过是这一幕剧的序曲,高潮还远远没有开始。 (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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