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是故乡

2006-06-22 09:44:32
华夏经纬网

———访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研究员王绵厚

 

秦、汉时期修建万里长城,奠定了我国早期封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疆域和文化

 

  记者:登长城,首先感受到的是其雄伟、壮观,那么如何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本身、从建筑角度来认识长城的伟大?

 

  王绵厚:从古代军事防御学和建筑学上看长城,它集中凝聚了我们祖先精湛的设计才能、卓越的地理与建筑勘测布局和高超的建筑工艺。正如著名长城学家罗哲文先生指出:“万里长城城墙把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烟墩连成一气,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众所周知,历代长城并不是单纯的以土、石、砖为结构的长垣,它是以城墙、戍堡、卫城、关隘、烽燧、亭障、甚至木栅屏障等设施相配套结合的综合性防卫性构筑群体,以及由于屯戍出现的关城、驰道、障堠、墩堡、堞楼、亭燧等共同构成了长城建筑体系的整体。在没有航空武器的古代,长城可称为最完备的“立体工程”,汇集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是冷兵器时代最有效的防御工程。因此,就长城的构架体系看,中华古代长城,以其历久不衰的延续性,体量巨大的宏伟性,建筑结构的多元性和文化内涵的深邃性,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项独立的文化遗产。

 

  记者:最早的长城在哪里?为什么要修长城?

 

  王绵厚:长城的出现和经久不衰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战国时期的长城,作为列国间军事障塞是我国北方从以宗法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时期,诸侯国之间多种利益关系的冲突以及力图解决这种冲突关系所采取的新手段。战国时的齐、楚、赵、燕、秦等都修过长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境内楚长城遗址是目前认定的中国最早的长城。第二,从中原民族与北方部族的关系看,秦以后的长城,主要反映了长城以内的“郡县文化”,与长城以外的“方国(部族)”文化的冲突及此消彼长和依存关系。长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但深层原因却是文化的和经济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权衡利弊,为了“兴国固本”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务静方内”,“中国既安、四夷皆服”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在边境政策上物质体现。

 

  记者:我们知道,今天称长城为万里长城,这“万里”是在秦始皇时代奠定的,之后在汉代,长城就成为民族区域间的重要标志,那么,秦、汉修长城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王绵厚:从先秦历史学的角度看待秦代长城,与其说是军事障塞,不如说它首先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标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此条的“据河为塞”,即指蒙恬所筑阴山至黄河段的秦长城。 这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修筑长城与修“直道”、开郡县和“车同轨”、“书同文”等并举,作为巩固统一封建国家的基本国策,实际上是奠定秦代封建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基础、疆域 和文化的标志之一。所以,我赞成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把连接六国长城在内的秦始皇时代的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改革创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开端的观点。汉代筑长城是伴着谪民戍边和屯田同时进行的。以汉武帝期间为例,此间汉民族向长城沿线移民垦殖就有好多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在张掖、酒泉、上郡、朔方、西河诸郡地屯田戍守士卒六十万人;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是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三万五千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发戍田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长期大规模的向长城沿线移民屯田,使长城沿线以内的地方渐渐产生了许多汉民族的居民点,从而改变了长城纯粹是战争防御线的局面,而成为南北民族的区域分界线。于是,汉民族在形成了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之同时,又形成了以长城以南为广大疆域的共同地域。这在中华民族早期封建国家形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燕、秦长城还是明长城均东起鸭绿江畔,辽宁境内的长城是万里长城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必非皆以土石墙垣为塞”,这是辽东长城的特殊构造

 

  记者:关于长城的起止点,过去一直认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连小学、中学课本都是这样写的。这一说法在近些年被打破———东端起点在辽宁丹东的虎山,这是如何认定的?

 

  王绵厚:作为纵横几万里的长城,其起点实在是一个值得澄清的事实。以前一般人多认为长城西起甘肃“嘉峪关”,东至河北的“山海关”。而这一段长城,连明代的“九镇”长城都没有包括完整。其实,长城东起辽东在史书中早有记载。1992年考古学家通过考查更肯定了鸭绿江畔辽宁丹东虎山南麓是明长城的起点。真正的明代“九边之首”的辽东长城(俗称“边墙”),其东端就止于鸭绿江右岸的“江沿台堡”。正如明史兵制记载:“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而更早燕、秦、汉开始的“万里长城”和长城地带东端,更远达辽东鸭绿江东岸至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下游。唐通典中明确记载:“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唐书记载的当时燕、秦、汉长城东端的“乐浪群遂城县”,正在今朝鲜半岛的大同江下游的黄海朝鲜湾的平安南道地区。当今考古发现也对史书记载的“东截辽水而入高丽”的辽东段和朝鲜半岛北部“左碣石”的长城遗址进行了勘察和印证无疑。

 

  记者:既然长城东端在鸭绿江畔,长城必然穿越辽宁境内,那么,长城在辽宁境内的情况如何,我们在这方面有考证吗?

 

  王绵厚:无论是秦汉长城还是明长城,辽宁境内长城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辽宁的长城始建于燕国,秦、汉继之。《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朝鲜列传》中亦记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统一后,曾派蒙恬筑长城,“因河为塞……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秦长城在辽宁境内段落,是沿用的原燕国的外线长城,在旧有的墙址上加以修缮的,故长城走向与燕长城基本相同。西汉初因卫氏朝鲜“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史记·朝鲜列传》)。上述这些正史中的史料,言之凿凿,明确记载了燕、秦、汉时期修筑长城障塞的史实。

 

   到了公元1442年至1481年初,历时39年,明朝修筑全长980公里的辽东边墙。边墙以开原为分界点,按修筑时间和防御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东西两段,称为“西墙”和“东墙”。西墙又分两段,北镇以西一段称“西部边墙”,北镇至威远堡一段称“辽河边墙”。西墙完成于正统年间,主要用以防御兀良哈、鞑靼等蒙古部落。东段边墙的大规模修筑,从成化年间开始,由辽阳副总兵韩斌和都指挥使周俊等先后督率建成,主要用以防御女真内犯。

 

  记者:为什么在辽宁境内的长城遗迹少,或者说没有像山海关以西的长城显现出连绵不绝、延续不断的“城墙”?

 

  王绵厚:其实,考辽东长城障塞,不必拘泥于要找出一道连绵不绝的石垣或土垣。首先,由于风吹雨打、人为破坏等原因,燕、秦、汉时代万里长城已经基本上被湮没了,这和其他地区的燕、秦长城有着同样的状况。其次,“不必非皆以土石墙垣为塞”,这是辽东长城的特殊构造。古文献对辽东长城的记述是很明确的。《史记·朝鲜列传》记燕时“为置吏筑障塞”。《汉书·匈奴列传》载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这种记述与辽东地区的长城障塞的实际情况正相符合。不但早期长城障塞如此,甚至到明代,辽东边墙也是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筑墙,这皆因辽东地区特别是抚顺、本溪和丹东三市的东部地区,山岭起伏,河流纵横,许多地段本身就具天险之利,修筑者利用地势,稍加筑治即成。同时,又由于辽东“地远民稀”,如果到处修成连绵不绝的墙垣,势必耗费巨大,这是任何当权者都难以承担得起的,所以仅间置以城障烽燧,未必全线悉行筑连贯城垣。

 

  记者:辽宁境内现存的著名的长城遗迹有哪些?

 

  王绵厚:朝阳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一带,断断续续地盘亘着一条被当地群众称为“石龙”或“土龙”的古代长城遗迹。经考证,这就是现存的著名的燕秦长城。在建平县张家湾南山至蛤蟆沟北梁之间,至今还保留着长7公里、宽约2米、高1米左右的城墙遗址,石砌结构仍清晰可见。另外,这一带还发现了许多古代用于驻兵、屯粮的附属城地。辽宁境内其他地区的秦始皇长城还有待于发现。而明长城保存最完好的就是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绥中的九门口长城了。据文献记载,九门口长城始建于北齐(公元479-502),现存的九门口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 ),其后又进行多次修复。九门口长城拥有一个严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在历史上素有“京东首关”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李自成就是在这里与吴三桂决战时,遭遇清兵夹击而败北的。长城起点丹东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五年,即公元1469年,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修复虎山长城,并建有长城博物馆,这是继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之后全国第4座长城博物馆。辽宁长城的其他段落也间有发现,如阜新高林台一段的汉长城。

 

  长城和长城地带实际上是中国南北民族迁徙和文化交融的汇聚带;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趋同发展”的历史趋势,最终整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文化

 

  记者:有人认为长城是一种封闭的表现,认为长城是汉民族用于防御少数民族的,那么如何看待长城作用和意义?

 

  王绵厚:修筑防御工事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文化,这一点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我国古代,面对着游牧部落的威胁和进犯,农耕文化的民族政权修筑长城就成为一种经济的、有效的、必要的防御措施。长城是军事分界线,而不是国境线。它存在的意义更多地是体现着“有备无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积极战略思想。所以 我们说长城在促进了长时期和平安定的基础上,更加速了历史上汉民族主体的形成和多民族融合的进程。

 

  另外,对于长城,有两点我们必须留意:一,若把先秦各诸侯国家修筑长城除外,秦始皇以后汉族统治的朝代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只有汉、隋、明三朝,而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修筑长城的则有北魏、北齐、北周、辽、金5个朝代。所以,长城是我国各族人们共同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二,以西汉为例,之所以多次修缮长城,保护丝绸之路是其目的之一。根据《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当时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是沿着有长城的地方或有关亭障修筑处。大旅行家斯坦因在考察酒泉至盐泽一段的西汉亭障后感到,西汉王朝修筑的这些亭障的用途就在于“保护政府使节以及商队的安全和供给他们沿线的给养”。在“长城”的保护下,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不断,可见西汉长城的修筑,不仅抵御了匈奴等的掠扰,而且为中西来往的使者、商人提供了粮食供应和人身财产安全,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万里长城对中西交通的开拓和文化交流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是长城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之一。

 

  记者:了解历史的人不难发现,2000多年来中国北方诸民族间发生的许多战和兴变等标志性事件,大都发生或根源于“长城地带”,如“胡服骑射”、“匈奴和亲”、“昭君出塞”、“安史之乱”、“檀渊之盟”、“土木之变”、“一片石之战”等,您刚才也提到了长城加速了汉民族主体的形成和多民族融合的进程,看来这是长城及长城地带所具有的根本的文化内涵,您能不能详细讲讲这一进程?

 

  王绵厚:一些长城专家提出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力量象征的万里长城,不仅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中国各民族融合、交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生命线这一观点。关于长城地带北方各民族融合的具体过程,这方面的论述和著作已有很多。总之,在时间长久、地域广大、规模宏大的民族融合中,各个历史时代的各阶级、各民族都卷入了长城地带的民族融合,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既有上层的和亲、互通婚姻,又有统治阶级为奴隶、奴婢的配婚,而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下层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通婚,这才是长城带民族融合的主体。

 

  中华民族在长城带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自秦万里长城筑起后,中华民族实体在长城带初步形成,无论中国是处于分裂还是大统一时期,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控制中央或地方政权时期,各少数民族都极其重视长城带中心区,把长城带中心区视作他们进步的发祥地并倾心向往中原,在追溯民族起源时愿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之后。比如曾筑“统万城”,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就“自谓夏后氏之苗裔”。而曾统一过中国北方的拓跋鲜卑更“自称是黄帝之后,受封于北土。”各民族都把控制长城带中心区和中原地区视为“正朔”,北魏重臣韩显宗在给孝文帝的上书中称南朝为“南伪相承,窃有准北,欲擅中华之称”。鲜卑人建的北方政权称汉族人建的南方政权为“伪”,可见控制长城带后建号自尊的民族政权“不自外于中国”。换言之,谁占据了长城带中心区与中原,接受了由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明,谁就“先进”和“优越”,谁就有权视自己为中华民族传承的“正统”,不管他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这充分体现了日益增强的各民族共同的祖国观念,反映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在长城地带形成并早已深入于各民族心目之中。 这是长城文化的精华之一。

 

  记者:长城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有何重大意义?

 

  王绵厚:从考古文化学或人文历史的角度,看待以军事障塞形式出现的长城和长城地带,实际上是中国南北民族迁徙和交融的文化汇聚带。长城形成后,从山戎、北狄、东胡、鲜卑、契丹、室韦、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相继跨越长城和长城地带,向中原挺进和不断“趋同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一个以武力征服了先进文化民族的民族,最终要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长城地带”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平台———诸多北方少数民族在问鼎中原以前,都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在“长城地带”首先经受了“农耕文化圈”的熔炼和陶冶。长城内外的民族关系,体现了南北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和价值取向,在求同存异的进退消长中,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趋同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华多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个历史的熔炉中,经过反复交融和锤炼,上升整合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新文化。因此仅从经济和文化地理学角度看,长城地带也堪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源的北方根系之一,它同黄河流域一样,无愧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源。

 

  记者:中华万里长城是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如何从文化遗产保护学上看长城的永恒价值?

 

  王绵厚:从文化遗产的双重意义上看,长城是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备的统一体。今天的长城连同长城学,已经主要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保护、研究、发掘传播长城和长城学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光是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的系统文化工程,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这个历史高度,充分重视长城和长城学的文化资源,建立长城保护学和长城文化学的长效机制,把长城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讨论长城和长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实意义。

 

  背景:

 

  在中国现存的30处世界文化遗产中,长城是第一批首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佼佼者。明年(2007)是中华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

 

  2006年,对长城、对我们认识长城来说,将是重要的一年。国家投巨资开始测量明代万里长城的精确长度,之后,将明长城原貌制作成三维立体图像放在互联网上供网民观看。并将首次对秦代长城进行实地考证勘察,确定并绘制出完整的秦万里长城走向图。

 

  目前,总部设在瑞士的一个国际文化保护组织———“新七大奇迹基金会”,正面向全球征集选票,以便明年初选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中国的长城、意大利罗马的大竞技场、约旦石山古城佩特拉、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21个世界闻名建筑被提名。

 

  长城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奇迹。它以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工程为世人所仰慕和熟悉,然而长城那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我们到底认识了多少呢?

 

  辽宁境内的长城走向和特点

 

  明辽东边墙环亘辽东的北、西、东三面,略呈“凹”字形,故又称“凹字边墙”。计有7道关口、98座边堡和1137座边墩。7道关口,即广宁以北的镇远关、海城牛庄附近的三岔关、开原西北的新安关、开原东北的镇北关、开原正东的广顺关、抚顺东的抚顺关、清河附近的鸦鹘关。7道关口用来出入,是少数民族朝贡、入市的必经之路。墙高一般912尺。边墙外有的地方拥有壕堑。壕深8尺,口阔1丈,底阔6尺,壕中无水,壕外亦无其他设施;有的地方以河为堑;东段边墙则无壕堑,以茂密丛林作防护。墙外有壕,墙内有边,形成森严的屏障。但边墙折而又折,中间丢下辽河河套一大片土地,留下边防上的一大疏漏。

 

  沿边墙各处,因地势冲缓,距离远近,分别筑有关口、城堡和墩台。每一堡,驻军多的达600人,少的也有40多人。每个墩台,也驻守少量军队。整个边墙,共驻有官军9.5万多人。在这千里的长城线上,十里一堡,五里一台,雄关、隘口林立,烽火台、瞭望台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经萧景全等专家的长期考证,推断出燕国辽东长城障塞的大体分布和走向是:从阜新市的彰武县进入沈阳新民市北部地区,然后东行进入法库县叶茂台镇,再东行经铁岭市的镇西堡、龙首山,折而南下过新台子镇邱台子、懿路复又进入沈阳境内。在沈阳市大体沿新城子区和东陵区东部的矮丘一带南北通过,然后抵浑河北岸,在东陵区高坎镇附近跨越浑河,经东陵区上伯官进入抚顺市顺城区李石寨镇,再经刘尔屯、四方台、抚顺县大南乡东台、越东陵区深井子镇鄂家沟进入抚顺县拉古乡,然后南行过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寨乡的和顺、关台沟一带复又进入抚顺县海浪乡,接着进入本溪市,经该市溪湖区的后湖公园、明山区高台子镇威宁、牛心台镇的大浓湖,然后东行经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小市张家堡、谢家崴子水洞、山城子镇的朴家堡,再继续向东至碱厂镇,然后擦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南部边缘进入桓仁满族自治县,经该县木盂子镇四道河子乡的三道河子村、县城、雅河乡驻地进入宽甸满族自治县,再经该县步达远、太平哨、红石砬子、永甸、长甸等乡镇抵鸭绿江边。

 

  人物档案:

 

  王绵厚, 1945年生,辽宁省海城市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为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省博物馆研究员;辽宁大学、大连大学兼职教授、沈阳市文史馆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省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专著多部,其中专著《高句丽古城研究》获省社会科学首届政府一等奖。(刘洪宇)

  
发表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