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辽宁老工业基地]鼓励创新??振兴东北的政策支点

2004-03-01 14:12:37
华夏经纬网

 

新、旧“东北现象”的产生,既有所有制改革落后、经营机制不活的原因,有企业设备陈旧、生产手段落后的原因,又有历史包袱沉重以及资源型城市面临产业转型等原因。因此,不能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希望寄托到某种特定的政策上。特别是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企业成了基本的经济主体,市场取代资源成为最主要的发展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搬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仅靠增加政府投入、减免税费,已难以大幅提升东北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难以有力地推进东北地区的复兴。实践要求我们探索新的政策措施。

 

  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其手段不外是价格竞争和产品竞争。前者的法宝是成本控制,而后者则是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但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需要不断地开展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乃至营销手段的创新)。这就要求企业拥有相应的能力,以把握科学技术的相关进展,及时采纳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加工技术、原材料和零部件乃至营销技术等方面的最新变化,以充分发掘、利用潜在的市场机会。同样,一个地区要不断创造新优势,持续推动其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避免在产业成熟后陷入衰退的泥潭,也需要拥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发掘科技进步的潜力。相关研究表明,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里,只有约15的经济增长可以归结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余约45则要归结为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基础恰恰就是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是层出不穷的创新活动。

 

  1990年代以来,对产业集群(也有人称其为“产业簇群”、“簇群”)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产业集群的特点就是专业化的相关企业聚集在一处,充分开展社会化协作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和传统大企业模式把众多生产环节整合在一起的“纵向一体化”相对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它把竞争机制引入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了快速从事创新、吸纳创新、整合创新的新机制,从而加快了产品创新的步伐,为地区赢得了竞争优势。个人电脑业的飞速发展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同样,深入考察东北地区,我们会发现东北地区的产权结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文化都存在有阻碍当地企业和相关人员发挥主动性、压抑创新的因素。如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不利于强化所有者权益,有碍于优秀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结构使企业成为一个封闭组织,不利于引入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传统计划经济的历史又使人们产生了“等、靠、要”的思维惯性等。据计,2002年,东北地区共专利申请17656件,获得专利授权7141项、技术市场交易额为653亿元,分别只有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上海、江苏和浙江)的约三分之一。创新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东北地区产品竞争力、阻碍当地产业扩张的症结所在。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应当以知识的创造性利用为切入点、通过鼓励创新和鼓励应用创新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鼓励创新和鼓励应用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企业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涉及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涉及企业与科研机构资源的整合、涉及金融体系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重构,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在正确认识“大”和“强”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实现主业和辅业相分离、生产经营职能和社会职能相分离,把企业内部的行政调拨改为市场交易,全面引入效益核算。通过全面引入竞争机制来激发社会各界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推动企业主业和辅业相分离、打破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绝不意味着要将大型企业回归为众多原子型企业,更不是要回归到经济学教科书所抽象的、从来就没有完整存在过的完全竞争状态。这里讲推动企业“主、辅业”分离,更多是为了强调通过调整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地区产业组织结构,把向大型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转化为强化大型企业“造血功能”的政策,以少量政策性资金撬动大型企业进行结构重组和经营转型,不断强化其核心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引导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复兴和地区发展的作用。

 

  (二)在各种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尤其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承担着组织、协调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的重任,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着地区经济的兴衰。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骨干国有企业产权的多元化,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重塑市场需求,加快经理人市场建设步伐,真正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凭能力和业绩表现竞争企业高层管理职位的局面。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拥有大量的科研院所,科研实力比较雄厚,工人的专业技能也比较高。但由于条块分割,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相互封闭,缺乏交流和沟通,不仅难以围绕重大技术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就是企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升级,也往往难以得到研究机构和大学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应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打破单位限制、部门限制和地区限制的框框,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步伐,加速人才向高效益项目和企业流动。同时,要逐步完善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拆除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篱笆,加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三)在加强人员培训、降低信息成本、引导中小型企业技术进步、推动地区技术升级方面,同业协会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作用。

 

  (四)完善金融环境、推动创业企业的发展。创业企业通常规模较小,实物性资产很少,其最主要的资产就是掌握有关新产品、新材料、新管理方式“创意”的专业人员。由于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的发展前景往往并不明朗,企业经营失败的概率很高,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向它们发放贷款。因此,创业企业经常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限制,难以把好的创意、好的想法及时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制度;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商业银行)改革,增强既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活力;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逐步放开银行的准入限制;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工具;为各种创新性知识向生产力转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东北现象”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问题(如设备陈旧、资源性城市面临转型困难等)有着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仅靠东北地区自身的努力,中央政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中央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为东北地区振兴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

 

  (一)减轻少数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的债务负担。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已经陷入资不抵债,需要通过政府注资、核减银行债务等办法来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否则,难以吸引国际和国内民间投资者进入,难以把国有独资公司改造成多元化的股份公司,更难以持续增强这些企业的活力;

 

  (二)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重组和调整。在地方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当增加对东北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帮助其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基本的生活水平,维持当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三)引导和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在计划经济时期,借助于指令性低价格,资源型城市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或利润)被转移到了上级政府。现在,这些城市资源枯竭,在发展接续产业、推动城市转型方面遇到困难,上级政府有责任予以引导和支持;

 

  (四)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东北地区是重要的装备工业的基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口设备对当地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替代作用,需求外溢减少了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收益。在谋求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关键时期,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会削弱东北地区机械、工作母机等主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抑制其在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方面应有作用的发挥。人民币汇率升值还会降低国外大宗农产品的进口价格,加剧国内农产品的价格竞争,打击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经济振兴增加变数;

 

(五)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等领域,鼓励采用国产生产设备,直接为东北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也创造市场需求。

 

 (张俊伟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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