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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2011-01-19 16:38:16     华夏经纬网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封建王朝。面对“三冗”严重、积贫积弱的颓危国势,“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了以“理财”为中心,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破坏,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收到的促进生产、增加收入、壮大国力的实效是明显的。它表现了临川文化伟人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战斗精神。

  临川士子尊师重教,倡学笃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江南文化的开发和南北文化的全面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晏殊,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任应天知府时,即延请了范仲淹“以教生徒”,后来升任宰相,更是全面关心各处人才的培养,以至天下洲郡学校大兴,贤才俊士涌流于世,形成江南才子甲于天下,江西才子复冠江南的可喜局面。晏殊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史和江南文化开发史上居于先驱者地位。

  理学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体,涵泳儒、释、道三教思想之精粹的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北宋以降,江西是理学的发达之地,而安详、温馨的临川区域,致力于理学探研的人物尤多,大家巨子尤众。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象山学派,元代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明代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和以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清代以谢文氵存为代表的程山学派,表现了临川区域哲人开宗创派的学术进取精神,展示了临川区域理学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陆象山“心学”的创立,作为主观唯心论之一翼,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一起,共同构建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之更加完整、恢宏、深刻和精致。同时,从抽象方面发掘和强化了人“心”的本原性心理能量,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陆象山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陆王心学”,对元、明、清三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人皆可为圣人”、“百姓日用为道”的命题及其合理内核,则成为李贽、黄宗羲等思想大师诞生的诱发因素。

  文学是临川文化最为灿烂的篇章。在北宋初年荒芜的词坛上,晏殊以自己的天才最先走进词苑,揭开宋词发展的序幕,流风所及,天下景从。他上继南唐、“花间”之遗绪,下开北宋婉约之词风,在词的发展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宋词的发展和一代文学的兴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自己榜样,影响、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词人,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为主要成员的“江西词派”,由此历来受到词家的高度评价。临川学人皆能为诗。晏殊作诗逾万。王安石的诗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后期更臻圆熟,绝句尤负盛名,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的称誉。“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区域有谢逸、谢过(过加草字头)、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饶节。李觏、曾巩的诗作,风格别具。陆九渊为以朱熹为首的“理学诗派”的骨干。在斑烂的中国诗学史上,临川才子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和以欧阳修为盟主而分别发生在中唐和北宋的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革新运动。领导和参加这场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各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改变了散文的历史面貌,拨正了散文的发展方向,推动了散文的健康发展,使自由活泼、接近口语、更富表现力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功绩在于,重新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再次确立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击退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完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历史任务;他们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苦心孤诣的追求文章之妙,极大地丰富提高了我国古典散文的艺术水平,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理论方面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后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散文的题材,丰富了散文的样式,使我国散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臻完备和成熟。唐宋八大家,江西为3,临川区域为2,临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16世纪汤显祖的诞生及其杰出的戏剧创作成就,是临川文化最可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部分。在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他仗义执言,抨击时政,勤政为民,而且以明确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思想和“自然而然”,反对模拟形似、格律至上的艺术追求,创作了名播四海的戏剧杰作《临川四梦》。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元杂剧、明传奇、清传奇三座高峰。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晚期,他的戏剧创作是第二座高峰的主要体现。他上继关汉卿等戏剧艺术之传统,下开孔尚任、洪升艺术精神之源流。他的出现,有如满月升起,照亮了整个明代文坛。他和莎士比亚一起,双星辉映,高悬于人类艺术的天空。

  临川文化的显赫,既表现于人才的众多和文化成熟的重大,也表现于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央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北宋太祖、太宗以前,将相重臣多是北人,真宗、仁宗时,开始起用南人为相。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从五代至明代,临川区域先后有11人为相或副相。这是我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一个外在显现,亦是古代临川区域文化昌盛和强劲的一个政治象征。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临川区域文化都是赣文化、中华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缺少了这一部分,民族文化有可能出现某些断层或空白。这是无须赘言的。

抚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