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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交乐汉墓
2014-05-22 11:19:18    华夏经纬网
 

  应群众要求举办的交乐汉墓出土文物展览

  交乐汉墓14号墓室

  巴郡守丞印印面

  1987年,地处穷乡僻壤的兴仁县雨樟区交乐公社令世人眼睛一亮,大批珍贵精美的文物纷纷出土,铜车马、摇钱树、连枝灯、抚琴俑、五铢纹陶罐等多达22件的国家一级文物和总量高达436件的出土文物,质和量都让人惊叹,为我们编织了一幅两千年前交乐及相邻地区的繁荣景象,这与我们想象中的刻竹记事、结茅而居完全不是一回事。

  专家认定:交乐汉墓是贵州省一处考察汉代军事、政治、农耕、文化的重要处所,它的墓室形制之大、出土文物品味之高、艺术塑造力之强,在贵州首屈一指,在全中国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交乐汉墓大批精美文物是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标志,具有不可低估的考古价值。

  交乐汉墓为我们揭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窥视到了这一块土地有着神奇的过去。

  交乐汉墓与古夜郎国

  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与黔西南州文化局、普安县文化馆联合对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结论是:这是一个古夜郎国的加工兵器的作坊,遗址的主人是自古以来生息、劳动在云贵高原的濮人。普安铜鼓山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夜郎国与我们这块土地的关系。

  笔者自己在《夜郎国猜想》一文中认为,古夜郎国的疆域在今黔西南州境内,其中心区域则在兴仁、兴义、普安、安龙一线,理由是:

  理由1:猫猫洞兴义人古文化遗址,说明早在远古时代我们这里就有本地土著民族生存繁衍,创造着中华文明。

  猫猫洞文化遗物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2千年前后。猫猫洞出土的人骨化石被定名为“兴义人”。

  和猫猫洞古人类文化遗址同一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有安龙的菩萨洞、观音洞,兴义的张口洞。这说明,早在一万二千年前,与山顶洞人同一时期,“兴义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劳作,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同时以自己的创造,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

  理由2:大批夜郎遗址出现在黔西南:普安县铜鼓山,西汉以前的古文化遗址。1980年10月,考古部门对普安县铜鼓山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定了普安铜鼓山为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时期的一处古文化遗址。1997年开始,共进行了六次夜郎考古调查。据考古专家宋世坤先生介绍,“全省共发现夜郎古国遗址二十一处,除赫章有一处外,其余二十处都在黔西南,其中兴义三处,安龙六处,普安十一处”。近两年在配合高速公路和重点工程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在黔西南的安龙、兴义又发现了七处新的古夜郎遗址。

  理由3:大批夜郎时期青铜器在我州出现。贵州省夜郎考古专家宋仕坤在他撰写的《夜郎考古综论》中关于青铜文化的发现时告诉我们, 至今已在黔西南州境内发现夜郎时期流散和窖藏青铜、铁器文物91件,有铜钁、铜铧口、铜钺、单耳铜矛、一字格曲刃铜剑、羊角钮钟、青铜戈、残铁刀、曲刃铜矛、铜犁、铜铃、铜手镯、铜飞鸟、T形茎一字格铜剑、蛇头形茎一字格铜剑等。其分布区域在普安、兴仁、兴义、安龙及望谟等地。

  理由4:汉墓群的发掘。1975年,省考古工作队对兴义万屯汉墓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了铜车马和水田池塘模型等一批文物。

  1987年5月,对交乐汉墓进行清理发掘,出土了摇钱树座、连枝灯、带盖提梁铜壶、铜镜、铜车马、镇墓兽、陶鸡、陶灶、水田模型等一大批精美文物。其中的14号墓是一座“全国少见、贵州仅有”的多室汉墓,在其中出土了一枚鎏金的“巴郡守丞”印,印边长2.1厘米,其价值不能低估。经对交乐汉墓进行普查,除已发掘的19座外,尚有数十座保存较完整的汉墓。交乐汉墓是贵州省一处考察汉代军事、政治、农耕、文化的重要处所,交乐汉墓大批精美文物是当时经济繁荣、文化先进的标志,具有不可低估的考古价值。

  交乐、万屯汉墓时期虽晚于夜郎灭国约100年左右,在当时条件下,一个拥有如此先进的农耕技术、发达的古代文化,尤其是“巴郡守丞”印所表明的政治中心,没有三两百年是不能形成的,在夜郎时代,这里便应当已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夜郎灭国后,经济文化没有断裂,而政治上又需要中央政府的延续统治,才有可能在东汉墓中保留下如此精美的文化!

  理由5:夜郎王与句町、漏卧两国的战争是一场边界战争。

  史载:“西汉末,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前27),牂牁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句町在广西西林、漏卧在现在的云南罗平。“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疆域应当相接,以南盘江、黄泥河为前沿战场,是一场边界战争。如果夜郎国不在黔西南,这场“连年征战”则要跨两条江(南、北盘江),跨一个国(淡指),这在冷兵器战争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理由6:黔西南中部丘陵地带,地势相对平坦,有利农耕,适宜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

  尽管我们从汉墓出土文物看到了西汉和东汉时期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完善的农耕经济,但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依然处于较低下的阶段,兴仁、兴义、安龙、普安结合部的黔西南中部地带是丘陵地带,地势相对平坦,有利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

  理由7:夜郎文化现象在黔西南普遍存在。

  夜郎文化研究提出了“两大特点、三大支柱、八大精神、二十五要素”,两大特点即文化形态的复合性,创造夜郎文化民族的多元性。三大支柱即洪水神话中的兄妹开亲,竹王传说,铜鼓文化。八大精神即开放吸纳,艰苦拼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兴学崇教,自我管理,歌舞自娱,知足常乐。二十五要素即畲山为田,干栏式楼居,抢婚,贯头衣,披毡,蓝靛,腰机,鼻饮,咂酒,吃火锅,喜酸辣,抓食,打牙,文身,椎髻,芦笙,铜鼓,牂牁柱,打儿洞,对歌成亲,产翁制,打牛,多葬式,猎头俗,尚巫傩。上述夜郎文化现象在黔西南州普遍存在并能寻找到发展演变的轨迹,证明我们这里是夜郎文化的地区。

  迄今为止,在黔西南境内,还没有发现更多汉代文化遗址,交乐汉墓群(含相邻的万屯汉墓)是目前的最大发现,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一带是汉代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古夜郎国有割不断的传承关系。

  交乐汉墓与古骆越人

  如果我们关于交乐汉墓与古夜郎国的关系成立,那么,交乐汉墓群的墓主人身份该如何认定?

  在已经发掘的墓中,除了十四号墓主是巴郡守丞外,其它墓均无可供认定的材料,但应当都是当地的土著,而且是夜郎国的遗民,其中不乏王族后裔和土著富豪。

  从墓坑形制来看,14号墓最豪奢,而且是已知的地方最高长官,(守丞是郡守副手)但出土文物品级并不是最高,或许因为早年被盗扰过,但一具残存的铜车马比6号墓出土的铜车马小得多,而6号墓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显眼的石室墓。这有两个可能,一是年代不同,6号墓年代早,二是14号墓主是公职人员,排场上有讲究。

  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的《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称:汉武帝降服夜郎之后,“开西南夷,建郡置吏”,并实行移民屯田政策,“募豪民田南夷”,大量汉族官吏、豪民、商贾、士兵、农户等纷纷进入这一地区,形成“夷汉并存“的局面。这就是交乐汉墓出土文物中大量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色彩的原因,但同时也有大量地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和符号。而且不排除其中的大部分青铜陪葬品出自铜鼓山的青铜冶炼场的可能。

  在前面说到的夜郎文化“两大特点、三大支柱、八大精神、二十五要素”中,我们发现其中许多项都和布依族文化相似和相通,从两大特点来看,即文化形态的复合性,创造夜郎文化民族的多元性,布依族的祖先骆越人也应是其中之一。在布依文化三大支柱中,洪水神话中的兄妹开亲基本为南方民族所共有,而竹王传说和铜鼓文化则表现得更为显著。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关于夜郎王来历的神话传说。在望谟县则有一则相同的传说,并且是望谟旧称“王母”的来源,在布依古歌中,有关于竹王的传说,并且对竹的图腾崇拜延续至今。铜鼓文化自不待说。在布依族的民族精神中,夜郎文化的开放吸纳,艰苦拼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兴学崇教,自我管理,歌舞自娱,知足常乐八大精神依然可寻。二十五要素大多在布依族现在的生活习俗中依然存在,少数或许是历史的原因发生了改变,或许因为两大特点中的“创造夜郎文化民族的多元性”,由其它参与创造这一文化的民族所具有,但不影响古骆越人与交乐汉墓的关系。

  关于布依族族源及演变,相关资料如此记载:布依族是世居贵州的一个古老民族,是从古越人的骆越支系及其后的僚人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融入了古濮人的成分,在后来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一些成分,逐步形成了今天人数众多的布依族。另一方面,布依族也有融合于其他民族的。

  据《史记》、《汉书》、《后汉书》记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的中间区域系夜郎古国,此地多雨潦,好鬼巫,多禁忌,“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

  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建元六年(前135),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元光六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牂牁郡(治今贵州关岭境)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西汉末,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前27),牂牁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为僚人,《太平御览》卷171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谓“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夜郎竹王“有才武,遂雄夷濮。”《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称夜郎人为“夷獠”,可证夷獠即“夷濮”。《三国志》卷43《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言蜀汉马忠、张嶷平定南夷刘胄的叛乱后,“牂牁、兴古獠种复反”。证明今贵州与云南东南部有僚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堂狼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会泽、东川、巧家一带。汉武帝时,滇王在同姓劳深、靡莫的怂恿下抗拒汉使者吏卒。滇及劳深、靡莫为濮僚族类,则益州郡(蜀汉改建宁郡)固多濮人,故《三国志》卷43《李恢传》所言蜀汉南中赋税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闽、越、濮、僚族类,僚即骆越,《魏书》卷101《僚传》谈到僚人习俗如住干栏、用铜器、能卧水底似以鼻饮水、死者竖棺以葬等多与骆越相同,说明系同一族类。僚人与其人口众多的同族骆越住地相距极远,表明越人分布区异常广阔,故史书称之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称。濮、越实为同一族。

  综上所述,现已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交乐汉墓,与古夜郎国和世代居住在南北盘江流域的土著民族古骆越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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