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渊源
联大“文聚社”始末
2008-08-15 13:26:44     华夏经纬网
       在历史上,文聚社做出了这样的贡献:集合了西南联大的文学精英,创办了一份具有独特价值的杂志,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较为广阔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前线的生活,创造了一些能够代表一个作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推出了几位中国诗歌的代表作家,尤其是推进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

  1941年春,白色恐怖突降西南联大。党组织考虑到群社也处于危险之中,于是通知群社平时表现积极,较为暴露的骨干也撤离昆明。群社机关刊物《群声》的主编之一林元接到通知:“形势相当紧张,出完最后一期《群声》,你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撤离隐蔽吧!”一个星期一的清晨,一期崭新的《群声》壁报吸引了众多师生:“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几个大字如银光闪射,重庆《新华日报》、沿岸《解放日报》和其他解放区出版的八开小报及十六开期刊上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跃入眼帘——这是一期《“皖南事变”剪报特辑》,是《群声》的终刊号。当天下午,林元到昆明西郊海源河一户人家躲避了起来。接着,《冬青》、《腊月》、《热风》等琳琅满目的壁报消失了,读书会、时事会、辩论会等没有了,嘹亮的歌声停歇了……

  夏天开始,气氛渐区缓和。秋季开学,疏散出去的同学陆续回校上课。林元也回到了学校。此时,群社和冬青社又不可能恢复活动,他便想利用昆明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办刊物。他后来回忆说:

  我是读中文的,平时爱写点散文、小说,不甘寂寞,便在十月间和马尔俄(蔡汉荣)、李典(李流丹)、马蹄(马杏坦)等商量办一个刊物。穆旦(查良铮)、杜运燮、刘北汜、田堃(王铁臣、王凝)、汪曾褀、辛代(方龄贵)、罗奇一(江瑞熙)、陈时(陈良时)等同学不但自己积极写稿支持,还出主意和帮助组织稿件,这就也成为文聚社的一分子了。这些人中,多数是群社的社员,或参加过群社的活动,有的是冬青文艺社社员。马杏坦、王铁臣是地下党员。冬青社是群社的一个文艺小组扩展成的,原属群社,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李流丹和马杏坦喜爱美术,学习版画,创刊号上就有他们的木刻创作。封面也是他们参加设计的。马尔俄是我的广东同乡,读的是经济系,但爱文学、音乐、写些散文、英文也不错,对西方文艺很感兴趣。他不问政治,但有是非感。办刊物要钱,当时有很多广东人在昆明做生意,有些我们认识,马尔俄还在昌生园当会计,他认识的生意人就更多,我们就通过这些人的关系,为《文聚》杂志拉广告。有广告费,刊物才得以办成。

  经费问题解决后我们便向一些搞文学的老师请求支持,他们满口答应,都说昆明文坛太沉寂了,应该有一个刊物。《文聚》便以“昆明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名义出版,于1942年2月16日问世。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聚社的唯一完整的材料,弥足珍贵。此外,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得到过文聚社骨干方龄贵先生的介绍,可以和文聚社创始人林元的文章相互参照:

  文聚社,主要负责人是林元,我也是发起人之一。当时西南联大写文章的人都跟沈从文先生熟悉。我记得“文聚”之名就是沈从文先生起的。当时以“文”为名的刊物较多,如《文学》、《文丛》、《文摘》、《文献》、《文林》、《文艺》、《文笔》、《文苑》等,沈先生仿照这些名称,为我们的刊物起名《文聚》,社团相应叫“文聚社”。大力帮助林元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蔡汉荣(马尔俄)。办刊物很不容易。当时昆明金碧路的商人,十之八九是广东人。他们向广东的生意人请求赞助,经费靠广东生意人的支持。这样,《文聚》才能出版。

  如今方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记忆清晰,注重基本材料,提供的东西至为可贵。方龄贵与林元交往很深,他俩曾同时考入西南联大,同住在昆中北院,同办《边风》壁报,同入冬青文艺社,又一同发起文聚社并扶持《文聚》杂志,因此方先生的回忆较为可靠。通过上引两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文聚社的缘起、发起人、主要成员、名称来源,起名者、思想倾向、社团性质、支持者、刊物经费来源、出版时间等基本情况。

  需要重点阐释的是文聚社的性质和与冬青社的关系两个问题。

  一些喜爱文学的人聚集在一起,研究文学、创作作品、经营刊物,以期推进文学的发展,这就是文学社团的基本特征,文聚社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文学研究者都把它当文学社团看待。我们认为,只要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组成,以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创作、出版刊物、举行会议等为中心,旨在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团体,都应视为西南联大文学社。

  关于文聚社与冬青社的关系,一些人在说到两个社团时,把他们当做彼此无关的社团,这就有悖于两个社团发展的事实了。林元在上引一段话中明确地说:文聚社的最初社员,“多数是群社社员,或参加过群社的活动,有的是冬青文艺社社员……文聚社与冬青社、群社,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从此可知,从发展关系看,是先有群社,再有冬青,而后文聚;从关系密切程度说,文聚社是先冬青后群社。这种关系居于冬青社由群社发展出来,文聚社由冬青社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应该说,文聚社是在西南联大遭受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在借鉴冬青社“向外发展”方针的思考中,开创生存领地的新军。从最逐的成员或者如方龄贵所称的“发起人”来看,除李典和马蹄外,全都是冬青社社员,而且是冬青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在学校公开活动已不可能和与《贵州日报》的合作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创办一份新的文学杂志,无疑是冬青社的最佳选择,所以,才会有以林元为首的几位冬青社骨干另立文聚社,出版《文聚》杂志的举动。李典和马蹄搞美术,尤长木刻和漫画,不写文学作品,所以没有参加冬青社。马蹄是群社骨干,文艺积极分子,后发起爱好美术的同学独立为热风社,出版《热风》壁报。李典可能参加过群社和热风社的活动。据方龄贵先生介绍:李典是华侨,搞木刻,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他住在学生宿舍,因此参加了西南联大的一些活动。他现在在香港,是有名的美术家。看来,李典思想积极,有特长,确实参加过群社的活动,因而和林元的关系很好。但他不是学生,怎么能住在西南联大并参加学生活动呢?为此,笔者曾倾角过王彦铭老师。王老师说:西南联大学生很自由,入学报道时分给一个床位,管你住不住或住什么人。有的外人不仅住在学生宿舍,还去旁听老师讲课,参与学生活动。李典大概属于这样的校外人。杜运燮虽然没有明确地说过冬青社与文聚社的关系,但是承认文聚与冬青的联系。他在《白发飘霜忆“冬青”》一文中说:冬青社社员林元毕业后,还在昆明编辑出版了文艺杂志《文聚》月刊。杜运燮1942年从军去了前线,不了解林元的具体情况,所以把林元的毕业时间记错了。林元毕业于1942年夏,《文聚》出刊时未毕业。由于时间记错,影响了他对文聚社从冬青社生发出来的判断,但他在文中强调“冬青社社员林元”,并把《文聚》和《中南文艺》副刊放在一起讲述,可见他认为《文聚》杂志是冬青社的一块园地,冬青社与文聚社关系密切。一句话,无论是林元还是杜运燮,都没有把文聚社看作独立于冬青社之外的社团。文聚社与冬青社的人员不是一般的“交叉”,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群人。总之,文聚是“冬青”老树上长出的新枝,两个社团最逐是一个团体,两块牌子,后来文聚社逐步生根独立,长成大树了。

云南日报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