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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市南开区

2004-07-13 10:28:04
华夏经纬网

  华夏经纬网713日讯:据城市快报报道,严复在天津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他都住在了什么地方,天津地方史专家和致力于研究天津文史掌故的人们极为关注。有人从严复书信中的只言片语推断,严复故居在 今南开区古文化街的大狮子胡同,也有人认为是在河北区粮店后街附近的大狮子胡同,但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两个大狮子胡同,使得严复故居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天津政协文史委员林开明先生经过多年研究,根据严复的信件最终确定,严复故居就在南开区。

 

  两条胡同有狮子

 

  南开河北留谜团

 

  严复刚刚抵达天津时,是单身前来,当时应该住在水师学堂的宿舍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后来严复居住的地点却成了一个谜。1894年,已经在天津生活了14年之久的严复给陈宝琛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提到自己住在“津卫大狮子胡同大生号严公馆”。

 

  严复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居住所在,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巧的是,严复没有想到,天津有两个大狮子胡同,一个在南开区东门外宫北大街,另一个在河北区粮店后街。这两个地方中间隔了一条海河,现在看来这条河隔断的不仅仅是两个地名,也阻断了后人追寻故里寻找名人足迹的思绪。

 

  当时天津城起个地名远没有现在这样规范,仅仅是因为这两条街道上都有石狮子,于是狮子胡同就成了各自的地名。

 

  邮信地址定位置

 

  故居就在南开区

 

  那么,究竟严复故居在哪里呢?天津政协文史委员林开明先生,曾经根据一张地图判断,严复故居在河北区粮店后街。在这张地图上,有一个从东局子到海河边的小铁路,是马拉铁轨车,他分析,这很可能是严复去水师学堂上班时乘坐的火车,据此,他认为严复故居应该在这条铁路沿线,而铁路恰恰通过粮店后街。

 

  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先生告诉记者,根据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严复故居就在南开区的宫北大街。据林先生介绍,仅仅从“津卫”两个字不能判断严复故居在老城里附近,因为天津卫是天津的代名词,大狮子胡同在天津又有两个,也不能让人明确判断故居所在,而严复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只要邮寄到大生字号,他肯定能够收到信件,所以大生号应该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馆字号。林开明先生遍查典籍,终于在一则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字记载中,找到了大生字号,这个字号就坐落在宫北大街,尽管在文献中没有说明大生字号建立的时间,但即便是从1860年开始算起,到严复给友人发信时的1894年,也已经有了34年之久,这个字号应该广为人知。从这一点能够判断,严复的故居就在南开区。

 

  三处重名德源里

 

  第二故居在源茂

 

  1899年,就在严复离开天津的前一年,严复邻居家失火,水火无情,这场大火烧毁了严复很多珍贵的文稿和文物,严复被迫改住其他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海大道(今大沽路)德源里。这个德源里在什么地方呢?

 

  据河西区文史委张绍祖先生介绍,和平区历史上有三个德源里,一个在新兴路东侧,1977年拆除;一个东起湖南路,西为实口,现名为德旺里;第三个东起建设路,西为实口,现名源茂里。虽然有过三个地方叫德源里,但严复当时应该住在租界,这三个地方只有最后一个德源里在旧租界,严复第二个故居应该在这个地方。

 

  寓居天津二十年

 

  天演宏论惊天下

 

  抱着学习西方的梦想,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组织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由此掀开了一股留学的浪潮。1876年,福建船政学堂派员到欧洲学习西方的舰船技术,这其中就包括了大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严复归国后,在福建船政学堂任职一年后,就来到了天津,开始了长达20年的寓居天津的生涯。

 

  津门热土激灵感

 

  不朽译著传天下

 

  从1880年,严复任水师学堂总教习开始,直到1900年他离开天津,严复在天津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岁月。这二十年,他从水师学堂的教务长一直升为校长;这二十年,他创立了维新变法的整套理论体系;这二十年,他让进化论传遍整个神州大地。

 

  《天演论》的发表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天津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这部译著的出版使得天津成为传播进化论的基地。就在严复连续发表《辟韩》等四篇文章的时候,他还奋笔疾书译著《天演论》,还没等该书正式刊行,书的稿本已经被维新派人士争相传阅,梁启超和卢木斋等人还借抄该书。谭嗣同和康有为等人阅读这部书后,感到很受启发。从1895年起,《天演论》的抄本和印本开始流传,1897年,《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汇编》上连载。1898年,《天演论》在天津正式出版。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1894年英国出版的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中的《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两篇论文译成的,此书不仅是系统地介绍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著作,而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深刻阐述社会伦理的著作。在书中,严复通过按语的形式评论归纳原著的有关内容,并特别注重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进化原理,给甲午战后处于民族危亡严重关头的中国人敲响了警钟。

 

  变法理论分两派

 

  严复体系最科学

 

  严复发表译作《天演论》的时候,正值戊戌变法前夕,当时各种变法理论都在酝酿之中,在维新运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法理论体系,一种是康有为从中国古学中寻找和附会“托古改制”和“微言大意”的变易观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进而建立变法图存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评介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进步学说,运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政治学说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理论体系。

 

  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振江教授介绍,严复发表了《辟韩》等四篇政论和译著《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还创立了一套严复自己的变法理论,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变法的途径和方法,这种真正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变法理论体系,比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否定古文经学,以旧传统反对旧传统的理论体系要科学、严谨和实际得多。同时,也正是由于严复在天津建立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天津也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重镇之一。

 

  撰文抨击君主制

 

  严复差点被暗杀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严复等一大批怀抱爱国热忱的仁人志士,严复在《直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抨击君主专制的宏文,然而,就在那篇脍炙人口的《辟韩》被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转载后,严复差点就被张之洞派人暗杀……

 

  张之洞密谋杀严复

 

  都是《辟韩》惹的祸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惨败,严复受到了很强的刺激,他开始注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呼吁平等和平,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呼吁变法维新、救亡图存。

 

  在这四篇文章中,具有振聋发聩作用的是《辟韩》一文,这篇文章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君主专制,严复认为,韩愈所作《原道》,在那个时代是为封建君主专制摇旗呐喊,要批判君主专制,首先要驳倒韩愈的论点。这篇文章的立意就是借古讽今,进而达到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目的。韩愈认为民为君而存在,严复则认为韩愈的观点与孟子提出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相违背,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恶果。在他看来,中国有反对专制的传统,西方有遏止君主专制的民主政治,必须公举有贤能的人领导国家,国家才能摆脱困境。

 

  这篇言论措词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抨击一针见血,这也是严复连续发表的四篇文章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篇。他也没有料到,在这篇文章被《时务报》转载后,竟然为他惹来杀身之祸。

 

  维新派拍手称快

 

  “卫道士”设计暗杀

 

  《辟韩》一文发表之后,许多维新派人士争相传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拍手称快,这篇文章加上其他三篇宏文,以及后来翻译的《天演论》,使得天津成为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重镇之一,严复的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体系。

 

  然而这篇讨伐封建专制的战斗檄文得到维新派一致认同的同时,也让封建卫道士们恨之入骨,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转载了《辟韩》一文,使得这篇文章的影响更为深远。而在这篇文章被广为传诵的时候,一场刺杀严复的阴谋也正在酝酿当中。就在《辟韩》被《时务报》转载后不久,以忠君卫道自诩的张之洞怒不可遏,认为这篇文章是洪水猛兽,指使人撰写《驳辟韩书》一文,强令《时务报》发表。不但指责严复以词害意,还空洞地说《辟韩》一文乖戾矛盾的地方很多,却举不出让人信服的论据。

 

  张之洞是当时清政府的地方要员,在洋务运动中,兴办了大批的军工、民用企业,但在维护封建道统上,却顽固不化。由于发表一篇反驳文章没有得到任何的便宜,张之洞还想派人到天津刺杀严复,在郑孝胥等人的斡旋下,严复才躲过了这一劫难。

 

  严复在津二十年

 

  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从此开始长达二十年的寓津生涯。

 

  1885年,严复回福建参加科举考试。

 

  1888年,严复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

 

  1889年,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

 

  1890年,严复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

 

  1893年,严复回福建参加科举考试。

 

  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政治散文。

 

  1896年,严复撰写《天演论》自序。

 

  1897年,创办《国闻报》。

 

  1898年,翻译完毕《天演论》并出版。同年光绪皇帝接见严复。

 

  1899年,严复翻译《原富》等西方理论著作。

 

  1900年,离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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