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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大学生暑期走访调查流浪乞讨人员


2004-08-06 10:45:24         华夏经纬网
    4名大学生利用暑期深入街头,调查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机制,他们的收获如何?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们。

    想真正接触一下社会

    7月12日,武汉有4名大学生走上街头,开始了寻访、跟踪流浪乞讨人员的系列调查活动。他们想“对武汉市流浪乞讨人员现状做出全方位记录,希望能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方加玮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

    20岁的方加玮:黑黑瘦瘦,架着眼镜,笑容率真,满脸朝气;喜欢哲学,热心社会活动……从大一开始,方加玮一直是院系里的活跃分子。

    大一暑假的社会调查实践,少数同学觉得有点“形式主义”,上网找篇范文,求父母找单位盖个公章了事;方加玮却自己跑到戒毒所,独自联系、组织了一次“与戒毒学员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同班十几个同学在他的带动下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也因此被学校评为“暑假社会实践先进分子”。

    在这次大二暑假来临前1个多月,方加玮又寻思着“做点有意思的,能磨炼自己的事”。

    “近来,国内一些城市都出台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武汉街头流浪者的生存现状如何……”他想“全方位记录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加深公众认识,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他力邀潘文佳、彭超、徐飞等3名好友加入。潘文佳成了这个团队里唯一的女生,这名武汉大学大四学生,喜欢尝试新事物和冒险,她与方结识正是缘于今年“五一”的一次校际自行车长途旅行。听说方的计划,她虽然认为难度较大,但“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尝试”。

    彭超、徐飞是方加玮的同系好友。彭坦言,大一暑假的调查,他是抄的,今年本也打算随便应付过去,可方加玮看中他是武汉人,认识路。“其实也想真正接触一下社会,可总觉得一个人放不开手脚,这次组队合作,他有了勇气和信心,爽快地答应了。”

    差点流产的筹备期

    方加玮的调查计划:

    分3队走访三镇,按残疾、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流浪歌手等分类统计总数;分4队蹲点记录4个对象在一天内的所有活动;分3队跟踪6个典型对象;

    采访武汉市人大、武汉市民政局,了解相关社会救助机制和操作实施情况(先发介绍信或预约);调查所跟踪流浪乞讨人员的邻居、朋友,进一步了解其生活(注意接近方式,勿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尝试接近调查对象,与之攀谈,深入其内心;按计划,调查任务较大,方加玮决定另招募4名队员。6月4日,方加玮将20份招募广告分别张贴到华农和武大。对团队成员,他要求具备“青春、激情、责任”,“有以下条件之一者优先:本地人/自备相机/有相关实践经验/有手机”。他还特意将广告贴在了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宿舍区,因为他觉得“该院学生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未到截止日期,报名者已近20人。他将报名者一一邀到寝室“面试”。“有1名大一女生,是本地人,又有相机……当听说要整天站大街、晒太阳,就面露难色,我觉得她不能吃苦,所以没要。吃苦、热情都是必要条件!”经过筛选,他确立下来4人,其中包括1名武大政院学生。

    方加玮认为一切皆备,待接收单位一落实,就能申请学校的课题资助经费。可他们连续联系了两家单位,对方说他们不负责接收学生暑期社会调查。而此时,已到学校经费申请截止最后期限。

    当天,他把这个消息通知给队员们,就有2个人提出退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方加玮找到学院辅导员。得知他的打算,老师鼓励他说:“只要认真做,学院破例做你们的接收单位。”方又打足精神,他和剩余5人约定:7月6日集合,次日按原计划展开调查。

    第二天又有2人称临时有事,要求推迟。等了4天,对方却没有来。

    最后,方加玮、潘文佳、彭超、徐飞他们决定:“既然决定做,就坚持到底!”

    11日,方加玮自己设计、自掏腰包印了200份调查问卷,买了1卷胶卷,租了1台傻瓜相机。他们提出,所有费用全部AA制。

    苦乐参半的街头调查

    以下节选自方加玮的调查日记:

    7月12日

    今天的任务是发放问卷。路线由彭超制定,上午中山公园,下午江汉路,傍晚武胜路家乐福,基本路线是“哪儿人多往哪儿钻”。

    约10时半到中山公园,每人15份的任务。在屡遭过路人拒绝后,众人及时调整策略,找在公园里游玩的人。有些人填着填着,还产生共鸣,“大热天做这事真不容易。”这多少让我们有了点成就感。

    中午1时半,任务总算完成,我们饥不择食、迫不及待奔进最近的面馆。小面馆里,伴着电视里《情深深雨濛濛》的音乐,四人趴在桌上睡着了……

    7月13日

    今天的任务是走访流浪乞讨人员。在武胜路车站附近遇一独腿中年乞讨人员。众人踌躇了半天,觉得乞讨人员一般不愿和人接近。谁让我是“头儿”,被公选打头阵。

    我慢慢把1元硬币放进男子的破碗里,并满脸笑容地说:“能和您聊聊吗?”“好啊!”交谈中,男子说他是河南人,40多岁,家里有妻儿,3年前独自来汉,“我儿子14岁,成绩很好,每周我们都通电话,他不知道我在做这事,我只说我在打工,每月,我按时寄500元回去……”

    7月14日

    中午在航空路路口遇见一对10岁上下的小姐妹,她们相距约二百米跪着,手拿套着防雨塑料布的“求助信”,自称失学。潘文佳上前与妹妹攀谈。“想上学吗?”“想。”“武汉好吗?”“好。”“晚上睡哪?”“走哪睡哪。”“午饭晚饭呢?”“有啥吃啥。”……小女孩的回答十分冷漠而程式化,潘无语,往碗里投了1元钱,小女孩立刻把头一低:“谢——谢——”普通话的调拖得老长。

    潘文佳与彭超决定跟踪二姐妹。姐妹跪了整整一下午,彭潘二人在对街的立交桥下盯了一下午。晚上7时半,姐妹慢慢收拾起东西,结伴离去,彭潘紧随其后。

    路口,有几个卖“退字灵”的中年妇女,姐妹上前把钱交给妇女,妇女警惕地四处张望。彭潘二人不敢上前,只得在20米远处遥望,结果,一不留神,姐妹走到拐弯处一闪,没了踪影。二人只得跟踪中年妇女,妇女左弯又拐进了一居民楼,就不见了,彭超上楼查看,谁知黑暗中撞上了那妇女,彭急中生智:“您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叫张强的男生啊?我是他同学……”“不知道,我外地来的。”彭忙离去。

    7月15日

    汉口站,晚6时30分,我与徐盯上两名太婆,她俩背着拾荒蛇皮口袋,手拿塑料碗,一路边捡垃圾边讨钱。行至509路车站,二人与司机讲起了价:“便宜点!”司机拒绝,二人只好从兜里掏出2.4元钱。到徐州新村站,二人下车,进了站旁一家小书店。我和徐飞面面相觑:她们也进书店?!

    约20分钟,二人走出书店,过街钻进一条深巷。此时已8时30分,巷道很深很黑,两旁都是民居,我俩心里有点虚,手心都是汗。穿过民居,来到一条铁路边,这里是一片垃圾堆和棚屋,太婆闪身不见了。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猛地冲上去,往里面看了一眼:里面没有灯,黑漆漆站着六七个人……我慌忙退了回去。

    和徐出来时,已是9时半,回学校的末班车已发走,我们到球场街一同学家借宿。临走时,我们在那巷口留下了记号,决定次日探访。

    7月16日

    上午10点,我们都很激动,希望能挖出“猛料”。

    可是,我们走进一间露天窝棚,一个极简陋的砖灶上,2名老大爷在炒菜,生锈的铁锅里依稀辨认得出是茄子炒青椒。

    “我们是来体验生活的大学生,能和你们聊聊吗?”他们见是一群孩子,便说:“可以。”

    “你们每天出去能挣多少钱?”一个年纪约70岁的大爷说:“每天5到8元钱,好的时候十几元……”“不要乱讲!”另一个50多岁的汉子忙打断他的话,“我们就是农闲时出来,农忙时就回去种地。”

    “怎么不做点小生意?”“我们是外地人,哪敢跟城里人争……现在捡的垃圾有时会被同行抢,所以每天多捡的垃圾只好藏在屋里。”

    他带我们参观“卧室”:不到10平方米的棚子里,各种材料堆成个平台,两只昏黄的白炽灯斜挂在屋顶,墙角堆满了垃圾袋。他说,要不是这些垃圾,就可以多住几个人分摊每月70元的房租,现在一般4人住一间。

    出来后,我们去了书店。老板说那两个太婆每隔两三天就来换零钱,每次都有四五十元,多时六七十元。如此算来,他们每月收入700元左右。

    暑期实践引出的话题

    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曾维龙表示,大学生暑期走访流浪乞讨人员的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素质提高的表现,说明了当代大学生不再两眼只盯着校园,开始考虑社会现实问题了,这种行为总的来说值得褒奖。

    “但是,现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存在两种现象:一种是“实践秀”,即从网上下载材料写实践报告;一种是实践课题的标新立异,都不太值得提倡。”他建议,大学生要去掉浮躁和一鸣惊人的观念,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建议社会实践活动最好与自己所学专业相联系。

    带着大学生们的关注,记者3日采访了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张启宝。据其介绍,去年的8月1日,全国沿用21年的收容站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1年来,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共救助4000余人,其中10%左右为已在乞讨人员。

    为更方便救助街头流浪、困难人员,今年2月17日,武汉市救助站分别在三镇建立了3个救助点,并公布了救助电话,求助者只用打个电话就可得到帮助。求助人员进入救助站,“一日三餐伙食标准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每人一天的伙食费为5元。

    湖北省规定,可获救助者必须同时具备4个条件: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及正在流浪乞讨度日(以流浪乞讨为生存方式者除外)——即职业乞讨者不能享受救助。

    “但每逢节假日,救助站工作人员仍经常走上街头劝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可是许多人一见到你就跑,出了救助站又重操旧业……过去的一年里,救助站曾上街劝导乞讨人员800多人次,但收效不大。”按规定,救助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因此,一些职业乞丐仍游走街头。

    至于设立禁讨区,武汉市民政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政府正在对此事进行调研,一些特定区域可能限制乞讨行为。

    张启宝主任最后请记者转告那几名大学生,武汉市正进一步加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并将此作为今年民政系统要做的十件实事之一。(楚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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