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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一代 矛盾的一代


2004-06-09 11:13:31         华夏经纬网

    记者有幸参加了今年的苏鲁台胞青年夏令营,营员分别来自江苏、山东和陕西三省。平素他们散居各地,彼此并不熟悉,夏令营让他们互相认识,同时也为笔者了解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他们不是散居各地而是聚居在一处,他们的心态一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作为大陆上的台胞二、三代,完全生长在大陆人中间,毫无疑问,台湾人的省籍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相当淡泊的。比如,每到一处名胜合影留念时,经常是山东来的一起拍,江苏来的一起拍,从未有过老家在台北的、或台中的一起拍的。尽管第一天彼此作了自我介绍,但不会有谁留心同伴们的老家在台湾的哪里。潜意识里,他们的省籍意识仍然是以现居住地来划分的,台胞成为他们共有的特殊的身份标志。

    如果说,乡音是联系感情的最佳纽带,那么他们没有,他们都流利地操着各地方言。旅行途中,大家曾自发地学起闽南话来,但舌头不听使唤,闽南方言的独特发音把大家逗得咯咯直乐。会唱的为数不多的几首台语歌,也只能模仿发音,至于歌词大意,他们不清楚,也无人深究。

    江南来的,带着南国的灵秀;山东来的,带着胶东的豪爽;陕西来的,带着黄土高原的质朴。但是,如果说他们同大陆籍青年没有区别,那就错了,每逢夏令营,或在类似的特殊场合里,他们的台湾籍意识是非常强烈的。方芳小姐告诉记者:“陕西的台胞很少,平时,说起自己是哪里人,我总有一种孤独感,为了把同别人的距离拉近,我就说自己是陕西人。同时,还有一种自豪感,物以稀为贵嘛。现在,政府又十分照顾台胞,给我们很多机会,因此,每当这时,就还有一种优越感,这种感觉比前两种都强烈。坦率地说,如果我妈妈这一辈盼望统一,那么我们这种感觉就很少,一旦统一了,或许我们的‘特权’也就没了。”有这种想法的年轻台胞可绝对不止方芳一位。因为台籍青年无论在就业、升学、住房,提职等诸多方面,都享受着政府的优待,在夏令营里无论问到哪一位,都有这样的感触。

    他们的父辈因为是台胞而吃了不少苦,而这一代却因此而享了很多福,这就是两代台胞间最大的差别,所以各自的想法必然不同。谢佳小姐是第三代台胞,她说:“我爷爷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能不能把我的骨灰埋到家乡去?’所以他的骨灰至今还在家里放着。”记者问:“你自己具有这种乡土意识吗?”答:“我是第三代,这种感觉很淡,只有在特定场合才有一点。”来自济南的翁建平说:“我父亲在文革中被脱光衣服挨打,他现在还是那么老实,盼着统一。我呢,替父亲一一报了雠,同时也看破了一切。”说到雠,千百年来,中国人自己修了万里长城把自己围起来,自己人打自己人,打到今天,东方文明古国至今还骨肉分离着,这雠向谁报?

    失散多年的亲人聚首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台湾人;同时,耳濡目染的两岸差距,同台湾亲友间的差距,又使他们有一种失落感。根在台湾,土生土长在大陆,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台胞,是身份独特的一个群体阶层了;在台湾人眼里,他们只能是大陆人,尤其这群年轻人,甚至在台湾的外省人也比他们更像“台湾人”。显而易见,“台湾人”与“台湾籍”已经是交叉的两个概念,“大陆台湾人”与“现住台湾人”之间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但在年轻台胞的心里却本能地希望缩短这种距离,心理上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不能不是痛苦而茫然的。来自南京的陈勇对笔者说:“今天作为台胞是很受人羡慕的事,但周围的人也常讲,你们生长在大陆,连台湾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怎么能算台湾人?问得我们哑口无言,一点办法也没有。”

    和这种心理上的痛苦比较起来,更直接的恐怕还是情感上的,但这主要还是来自他们的父母。齐璇小姐的外婆最近在台湾病逝,噩耗传来的次日,悲痛之中听说台湾只允许直系亲属前往奔丧,她向记者痛苦地诉说着姐妹们看到母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又无法陪同前往的心情。陈金川的父亲从八三年就与在台亲友联络,至今没有消息。父亲身体欠佳,常常想家想得夜不能寐,彻夜痛哭,小陈的心里,自然十分焦急、难过,说到伤心处,营员都十分同情小陈。但是,当有的营员喝了酒之后嚷着“我要回家乡!”的时候,别的小青年们却似乎感到挺好笑。

    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将来有条件,你们是否乐意回台湾定居?”答案是各色各样的,年纪稍大些的李希学说:“倒是很想去看看,定居可不行,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谢佳说:“这是要想想的,就像去海南岛开发区一样,看有无用武之地。我觉得与大陆的感情更深,因为是在这里长大的,已经适应这里的一切。”方芳则很干脆地回答:“当然去!

    当台湾问题在海峡两岸的政坛上日益显得重要起来的今天,在大陆的台湾青年心中却并不都显得那么重要,苏州的小翟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我从来没想过什么台湾问题。”来自常州的林佩红小姐听到记者问起她是否关心台湾问题时很是诧异,她坦率地说自己从不关心政治,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没有看法,她批评说之所以两岸无法很快统一的责任大陆占有很大成份,其保守、落后、官僚作风,加上经济相差二十年,她很希望大陆的经济能赶上或接近台湾,但她说愿望是美好的,成功的希望很遥远,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她的想法在现今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这一代人与上一代在想法上的最大差别是,他们想的更多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自己的现在。

    他们是幸运的一代,又是矛盾的一代。他们有优越感,又有失落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冷静地反思,正跃跃欲试,实现一种自我的超越,他们一些人的家庭已经开始拒绝来自台湾亲友的彩电、冰箱,他们已顾及到大陆人的脸面,更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感。齐璇说:“我们不应该借着台籍捞取利益。”翁建平说:“我和其他青年没有什么两样,谁都有抱负,怎么做全靠自己。”林南锋,来自胜利油田,他说:“台胞这个身份,别人感到很新鲜,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怎么光耀,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光生在那里,咀嚼回不了家乡的痛苦是没有用的,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反正只想拼命学习、拼命工作。”

    置身于中国当今变革的年代,台籍青年较一般大陆青年来说,在自身发展方面多了不少方便的条件,于是,他们的观念显现出两个主要走向:一是迫切的求学欲,二是日益强烈的经济观点。海外的亲友们为他们出国深造提供了很多便利,大陆政府及各地部门也纷纷采取优惠措施,使很多台胞青年获得升学或重新迈入校门的机会,这样的学生营员中就有几位,还有不少人准备渡海留洋。

    如今,挣钱是件荣耀的事,陈勇在工作之余,中标承包了一家电影院的咖啡厅,他认为应该尽快缩短与台湾的经济差距,他极不乐意接受台湾亲友的馈赠,他要自己挣。刚刚从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吴琳小姐对记者说起她的理想,她想买一架卡拉OK唱机,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歌厅或咖啡馆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唱歌。说到开心处,自己也被自己给逗乐了,不过想法倒是实实在在的。

    大陆的台胞二、三代,他们的心态随海峡的形势而动,但是要比上一辈人复杂得多,可能从未有过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研究过这一群年轻人,笔者所录只能是管窥一斑,但这是真实的,因为这群年轻的朋友都很坦率,很真诚,很可爱。(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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