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杨渡
杨渡,1958年生于台中,出版有诗集、散文集和纪实文学作品等,还主持拍摄过多部纪录片。不久前,他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和台湾旺中媒体集团联访,话题就从其台湾史题材作品展开。
 

历史中可觅真相

  “对于现实我不焦虑,也感到无需讲太多,因为历史摆在那里。”谈及自身近年来多部台湾史著作的推出,台湾作家杨渡在澳门表示。

  杨渡,1958年生于台中,出版有诗集、散文集和纪实文学作品等,从《在台湾发现历史》到最新推出的《1624颜思齐与大航海时代》,杨渡以颇具温度的书写,梳理并呈现台湾的历史记忆。

  杨渡于11日参加此间正在进行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

  提及自身对于台湾历史的关注,杨渡表示,“台湾历史现在被政治扭曲得太严重了,一大半被掩盖掉。我觉得应该以客观的视角去真正梳理历史,并把它呈现出来,让人们真正了解自己。”

  对于岛内由某些政治势力操弄的“去中国化”,他直言,“我不担心,也不焦虑,因为历史中有真相,‘去’是‘去’不掉的。”

  杨渡在作品中多以人性角度呈现历史,他表示,希望呈现出“有温度的台湾历史”,挖掘被遮蔽、掩埋的事实,在回溯中探讨台湾的命运,“这才是对历史和其中每个生命真正的尊重。”

  谈及台湾历史课纲受到的“去中国化”的影响,杨渡称,“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就能真的改变什么,据我了解,台湾社会现在反而读经典的人越来越多,很多父母会有意识地带孩子去学习古典文学,相关的书籍也卖得更好。”

  杨渡对于两岸的民间交流十分乐观,“这些年来,我看到两岸特别是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共同性。我参与和大陆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辞典》有10万多词条,两岸的‘差异词’到2016年只占7%,这其中又有4%-5%是‘特有词’,这说明,因为网络的发达、资讯的互动互通,共同使用的词条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

  “两岸青年人的文化的差异明显在拉近,交流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顺畅。”杨渡说。

还原台湾历史真相,重塑两岸共同记忆

    杨渡强调,两岸可引进出版物、作品、或作家新想法,借此增进互相了解。(李文辉摄)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为还原长期被岛内政治扭曲的台湾历史记忆,作家杨渡近来几乎过着“隐居生活”,每天一早练完书法就开始看资料,下午到傍晚的时间用来写作,一年多累积了30多万字。近几年,他已有多部台湾史著作在两岸出版。

  杨渡,1958年生于台中,出版有诗集、散文集和纪实文学作品等,还主持拍摄过多部纪录片。不久前,他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和台湾旺中媒体集团联访,话题就从其台湾史题材作品展开。

  在《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的自序中,杨渡回忆25岁那年秋天,他在图书馆读到1925年10月11日《台湾民报》的一则报道,其中记述逾千民众冒雨聆听反日志士演说的场景。“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时空,那时代的反抗热情仍动人心弦。”其时还是学生的他由此得以“重新看见历史”。

  书中,杨渡写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领袖简吉。上世纪20年代,简吉创建“农民组合”,领导民众反抗日本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曾两度被捕入狱。台湾光复后,他于1949年10月出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山地工委书记,1950年被捕,隔年被杀害。

  民进党和“独”派势力在岛内大肆操弄“去中国化”,刻意抹灭台湾先烈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甚至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以至于简吉的故事就像被删去了一般,在当代大众的视野中“不见了”。

  长期以来,“台独”势力还恶意歪曲1947年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的“二·二八”事件真相,挑拨省籍矛盾,撕裂台湾族群。杨渡在书中也写到这一事件,通过采访当事人复原历史现场。他说,看到具体的生命故事,才能真切地贴近历史。自己希望写“有温度的台湾史”,挖掘被遮蔽、掩埋的历史事实,在回溯中探讨台湾的命运,这才是对历史和其中每个生命真正的尊重。

  “台湾历史现在被政治扭曲得太严重了,一大半被掩盖掉。难道我们要孩子带着被欺骗的历史、被扭曲的心灵,走向仇恨的未来?”杨渡认为,台湾史不应被“台独史观”垄断、歪曲,须从民众角度重新诠释,除去历史断层,并通过不同媒介呈现,让年轻人了解真相。发掘那些真实动人的故事,就是在一点一滴重塑两岸的共同历史记忆。

  几年前,杨渡曾担任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推动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他告诉记者,合编之初,专家发现两岸差异词比重约15%,完成时仅剩7.5%,说明两岸用语日益贴近和趋同。

  杨渡表示,两岸关系在政治上有起伏,但他对台湾年轻一代有信心。如果两岸交往能更开放,让年轻人工作、生活得更好,更方便地参与交流,相信台湾新世代会有大突破,而这种改变的迹象已经看到。

  “台湾年轻世代不乏有志者,愿意迎向可以奋斗的大陆大市场、大空间。我对未来不悲观,台湾新一代的思维方式不会和民进党或‘时代力量’一样,他们会走向应追寻的理想道路。”杨渡说。

  “关键还是要持续在历史文化上让两岸增进了解。”他说,两岸应更多相互引进出版物,尤其是与近现代史相关的通俗读本,还可以多合拍涉及台湾史的影视剧和纪录片。

杨渡: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看台湾历史

    《在台湾发现历史》,杨渡著

杨渡

    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市,诗人、作家、媒体人。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2016年在大陆出版了《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暗夜传灯人》等作品。

    继《一百年的漂泊》,杨渡“台湾故事”系列之二《在台湾发现历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由人的命运组成的台湾史:从消失的凯达格兰族,到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从简娥和汤章德领导的农民组合……短暂卑微的个体成为历史的承载,而杨渡从人、人性的角度,写出了血肉丰满的真实。

    在北京见到杨渡,正是秋意渐浓的时节。他来京参加《在台湾发现历史》的新书宣讲,一个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在诗歌与民谣的哺育中长大,被“美丽岛”的精神濡染,又目睹父辈乃至祖父辈一生的艰辛,果然肚子里装满了故事。他曾投身政治,到头来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依然做自由自在的文坛游侠,以饮酒著书为志业。

    正如台湾受人尊敬的意见领袖、新闻人张作锦所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从一问一答里见出,杨渡对台湾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怀有深刻的情感。他所感受的台湾人台湾史,“是有温度的,是父祖的生命与记忆。如此贴近,如此温暖,但它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去疼惜。”他有一颗学者之心、史家之心,更有一颗民间之心、诗人之心。

    访谈

    南都:《在台湾发现历史》集结的是你发表过的十篇长文,最早的发表于2005、2006年。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或机缘开始写作这些文章?

    杨渡:这本书在台湾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岛屿的另一种冥思》。跟其他历史书不同,虽然叙述的是大历史,但主轴是通过人的生命故事去叙述历史,不仅是写一个历史事件。

    比如我写李友邦,他是庐州一个大家族的孩子,因为抗日,他去袭击日本的警察局,之后流亡到上海,再到广州黄埔。我就写的他这个心路历程。这段历史我写到一些细节,像他去上海的时候,一个台湾孩子不会讲上海话,他就用画跟人交流,比如一条鱼,要是死鱼他就不画水,如果是活鱼就在旁边画水。又比如他因为不懂广东话,听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居然睡着了。孙中山很生气,把他叫过来问他怎么会睡着了,他说听不懂。孙中山用日语对他讲,你这样不会语言不行,你到廖仲恺家里去学国文。廖仲恺是国民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人,所以李友邦一辈子讲国语都带着广东腔。

    我特别想写的是历史人物本身的生命故事。因为这些人有生命、有个性、有感情,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有作为一个人真正的感受。我希望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命来看大历史。

    南都:这本书里每一篇文章都做了许多史料爬梳和探访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是否也发掘出一些被历史教科书遗漏的材料?

    杨渡:比如我访问了早期台湾农民组合领袖简娥的儿子,除了农民运动的故事之外,他还叙述了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他给我讲的故事是他母亲告诉他的,因为母亲亲身经历过。噍吧哖事件是台湾人最后一场武装抗日。日本派了大炮来镇压,村庄都被炸烂了,抓了无数活人。为了彻底报复,日本人立了一个不到120厘米的竹竿,村里的男孩子凡是超过这个高度的都杀。他们把这个村子改名“玉井村”,玉井其实是当时东京风化区的名字,诅咒留下来的女人变成风化区的妓女。

    我当时听到这段历史,觉得这是真实的吗?因为后来的历史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的历史里说,噍吧哖事件里他们逮捕了1000多人,后来有台湾的知识分子跟当时的国联申诉,日本迫于压力,对被捕者公开审判,审判的名单已经减少到80 0多人。最后枪决了几百人,剩下的人有的关了几十年。

    这件事情很多人都采信了日本人的说法。这一次我是采信了受访者的口述。有一次我去演讲,有人说日本人的历史不是这么记载的。可是2014年,台南在进行一项公共工程的时候,挖出来一个无名冢,里面有3000多具尸骨,就是噍吧哖事件留下的。可见你不能相信日本的历史。因为有国际压力要交代,所以他会写欺骗的历史。有时候我写台湾的历史,宁可相信台湾民间留下来的。这些民间故事是民间历史和民间对现实的认知,更贴近真实。

    来自大陆的学者、文人促成台湾文化的积累

    南都:本书的开篇《最后的凯达格兰人》,是为了向那些已经消失的族群致敬。在台湾有多少因历史变迁而“消失”的原住族群?他们现在处境如何?

    杨渡:原住民现在剩下2%的人口,非常少。因为他们住在偏远的山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的底层。我去山上采访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在冬天的早晨,从部落里面走40分钟出来上学,山上的雾很浓,天气又冷,我在校门口拍照,想拍出小孩子可爱的容颜,却看到一个小孩子,长长的睫毛上挂着露珠。他们上学放学都这样跑回家,中学会到山下去住校。

    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后来都变成了劳工。因为在社会最底层,有酗酒的习惯,年纪轻轻就死于酗酒。也有人贩子欺骗他们的父母,说把孩子介绍到山下的工厂工作,其实是卖到山下当雏妓。这几年当然好多了,通过教育、宣传,乃至于通过各种民间的福利机构,改变了他们的处境,可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底层的劳动者。工作往往是汉族不愿意做的,比如在建筑工地当板模工人,又辛苦又危险。几年前,政府因为发生自然灾害,准备拨一笔钱给兰屿岛的达悟族盖房子。其实那一笔钱不够盖房子,那里的工人就自己买水泥自己盖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做板模的,三四个人就可以盖一栋房子。近几年,因为有音乐和体育的才华,原住民才受到重视。

    南都:你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怎么理解台湾的“本土”这个概念?

    杨渡:从族群的分布来看,台湾的原住民族,是五六千年前搬到这里的。他们是南岛语族,从大陆东南沿海这一代迁徙到台湾。根据张光直所说,台湾是一个中转站,然后迁到菲律宾等地,最远的有到马达加斯加和复活岛去的。接着是明清两朝大量的移民。再后来是荷兰殖民者,很短期,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虽然有日本人进来,但1945年以后日本人基本上强迫迁出了。所以台湾社会的主体是汉族,再加上原住民族。

    台湾的本土是什么呢?我觉得不同时期来的移民者,为台湾的文化注入了不同的生命力。总体还是以汉族文化为主。

    1949年给台湾最大的文化冲击,是把中国各地的文化同时带进来,中国的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时期,把不同省份的人同时裹挟进来,让其互相激荡。当时台湾来了许多高等人才,都是大学者、教授,这些人到台湾之后没有工作。台湾的高等学府很少,只有台湾大学,没有地方去,只好高成低就地去中学、去各地的师范学校教书。我在台中一中的时候,有北大才子教历史,齐邦媛在那里教英文,还有诗人哲学家,都是小有名气的。李安的爸爸,在台湾的时候去屏东的一个中学当教务长,他的资格可以当校长。

    这么多的大学者、文化人不是属于官方的,而是属于民间的,在民间的学人,带给台湾文化的积累是非常深厚的。因此,1949年带给台湾两个最大的资产,一个是中华文化的资产,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才,特别是在教育文化上的人才。这些思想者、文化人还有艺术家,构成了对台湾文化的积累和影响,也共同构成了台湾真正的“本土”。

    从全球化和民间的角度写台湾历史

    南都:你年轻时候是台湾民歌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这次来大陆做新书宣讲,也是以台湾民歌为主题。为什么选择这个角度?

    杨渡:民歌有一段真正的背景。1970年代,美国开始准备从台湾撤离。当时台湾人爆发了自我认同的危机,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谁。凭什么肯定自己是谁?只有从文化上。所以1973年林怀民从美国回到台湾,创立云门舞集的时候,他就说中国人要跳中国人自己的舞。同样,很多青年人本来唱着西洋的民谣,现在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

    我觉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审视民歌运动以及它的创作,才不至于失去焦点。当然,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构成了台湾文化的特色,到今天的台湾还一直存在。比如上世纪50年代台湾有一首歌叫《港都夜雨》,讲一个青年男性,漂泊茫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上来看,《港都夜雨》就是在冷战背景下产生的一首曲子,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台湾漂泊不定的命运,像一个青年男子不知他的前途在哪里。

    南都:你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媒体人,新闻记者的从业经历,对你深刻认识台湾的历史有何帮助?

    杨渡:我原来想做作家,后来发现诗人、作家在台湾没有生存空间。也因为不了解社会,所以决定当记者多了解。1980年代,进入报社,写报道文学很受到重用,因为我喜欢写报道文学,所以喜欢从人的故事去写。报道文学有个好处,就是会去采访一些细节,采访到关键的地方,那个细节其实是历史性的关键,一旦追问到那个细节,历史真相就跑不掉了。

    印象最深的是访问李友邦的太太严秀峰,后来我写成了《红云》这本书。早年在抗战的时候,她参加东洲保卫战,有个军官很爱她,但她只将之视为兄长的情谊。她应这个军官的要求送他一件毛衣。后来军官跟她表白被拒绝之后,上前线打仗,最后牺牲了。她非常伤心。尸体运回来,她去庙里面认他的尸体。因为我看过战乱的现场,知道人死后满身血污,是很难相认的。我就问她,你怎么认出来?她说因为他是军官,日本人杀了军官要扒掉军衣带回去领赏,她看到了那个人军衣里面穿的毛衣。

    南都:接下来在大陆还有别的出版计划吗?

    杨渡:应该有。接下来我要写台湾的历史,从全球化的角度和民间的角度写台湾的大历史。

    我觉得探讨历史就是探讨未来,从大历史来看台湾的未来是很清楚的。台湾从来就和大陆连接在一起。我是想从民间的角度去写故事,从人的角度写故事、写历史。

以有温度感的笔触讲述台湾故事

童年杨渡(右)和母亲、弟弟合影

    台湾作家杨渡携新作《在台湾发现历史》举行新书分享会。作为“台湾故事”系列的第二部,《在台湾发现历史》以大历史的悲悯回望过去,通过一个个被遗落的台湾故事,展现了一段段充满着温度的台湾史。

    对于台湾史的写作,杨渡认为“历史的核心是人,是人性,是人的命运”。因此,“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不变的人性”(赵刚语)是杨渡于《在台湾发现历史》中表达的核心。

    全书以《最后的凯达格兰人》为开篇,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消失族群的历史。杨渡以散文的方式,一则一则,努力复原这个消失了的族群的历史记忆,“写作这一篇故事,是为了向这片土地上,台湾原来的主人致意。虽然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生活在这土地上的我们,还是要存着深深的感念之心。”,杨渡说道。

    杨渡在台湾寻找被遗落的历史,在书中讲述有情有义、有生命热度的一个个台湾故事,“和解”与“宽容”是杨渡全书的主调,“我们将因为包容,所以开创;因为开创,所以壮大;因为壮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那直接、坦诚、彻底的讨论,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这也正是杨渡此书尤为难能可贵的“温度感”。

台湾作家杨渡:两岸差异词不到7%

  人物小传:

  杨渡 祖籍福建漳州,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合办,已举办第六届),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合作,进入第六年),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我出生在清朝,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回中国人。”祖母的这句话,让台湾作家杨渡印象深刻。

  在新著《一百年漂泊》中,57岁的杨渡以父亲为主人公,讲述了一个台湾农民家庭五代人的历史沉浮,期望通过寻常农村人的生活,透视社会转型过程中小人物的流离与艰辛。8日,杨渡携新书接受记者专访,讲述台湾百年“漂泊”背后的故事和转型之启示。他以自己参与编写《中华语文大辞典》的经历指出:“两岸的差异词不到7%。”

  应有更多人记录中国社会巨变

  记者:和以往那些出自台湾作家笔下的家族史作品相比,《一百年漂泊》有何不同?

  杨渡:我的家庭在清朝前期就来到台湾,他们面临的是不断更替的社会阶段。时代巨变之下,个人是无法选择的。所以,台湾人可能有个特性,就是对家族的情感特别浓厚。我在书中写到祖先从“唐山”流浪出来,那是台湾对大陆故乡的习惯性称呼。我想写的是百年变迁中一个台湾在地家族的家族史。

  记者:这本书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似乎更个人化、更柔软,大陆版书名《一百年漂泊》更宏大,您是如何考虑的?

  杨渡:《水田里的妈妈》 是想突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原来的家庭、文明、价值观不破碎的力量,在我的经验中,这种力量是母性的。但其实,整个时代的创造是男性和女性共同完成的,从更宏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过程是人们从一种文明进入另一种文明的“漂泊”。

  我想写下自己家族史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呼吁更多人参与到记录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明,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欧洲用了400年,可我们只有30年,这30年里包含的痛苦、追寻、挣扎,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看得到。也只有我们记录下来,后代才会知道。

  我回台中老家时,会有意识和父母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但相比写父子情结这样更戏剧化的内容,我一开始的追求可能就比较自觉地偏向“宏大”。1995年,我去斯坦福进修,发现美国人很喜欢谈“亚洲经济奇迹”,把崛起原因归结于儒家思想崇尚节俭、勤劳等等,但我深知,这种“奇迹”是如何跌跌撞撞一路,多少人用血汗换来的。当时我就决定要写一个从底层出发的故事,后来父亲病重,更让我觉得有责任把他们那代人的故事都写下来。

  记者:城乡对峙可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共通的问题。这些年,在大陆,春节期间总会涌现不少“返乡手记”式的写作,社会关注度很高,但也有人觉得这是在消费农村,您怎么看?

  杨渡:轻易地把写作说成消费,在道德上是很容易的。但通过记载和报道唤起人们对农村的关注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返乡后用城市眼光再观察家乡的方式,能带来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启发。

  1970年代的台湾,工人如果在城市中失业,至少还可以回到农村的避风港,找到一口饭吃。如今呢?农村其实承载了很多工业化过程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我们不仅把农村视作一个GDP数值,而是文化和生态的家园时,才能赋予它坚实的基础承载未来的动荡。

  两岸年轻人会有共同前途

  问:您曾说过,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但我们看到,当下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岛内经济不乐观,两岸年轻一代间似乎也产生不少隔阂,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局面?

  杨渡:这一代台湾年轻人面临着价值观的转变,他们不再像工业化初期拥有那么多机会,开创工厂、制造业,只能找寻文化创意的缝隙,比如做设计等,这就是小清新流行的来源。和上世纪年代相比,这样的价值观确实显得没有大气魄。但在大环境下,他们别无选择,可以说,这样的价值观并非靠谁推崇的结果。我相信两岸关系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是基于大陆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两岸特别是年轻人身上越来越多的共同性。我参与和大陆教育部合编的《中华语文大辞典》有10万多词条,两岸的“差异词”不到7%,这其中又有4%-5%是“特有词”。因为网络的发达、资讯的互动互通,共同使用的词条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差异词”越来越少,这就是微妙的变化。

  问:据您观察,台湾年轻一代的身份认同和您这一代有什么不同?

  杨渡:年轻一代可能更认同在地的生活价值。但其实,所谓身份认同是很有趣的,很多老兵1949年后来到台湾,觉得自己是“山东人”,但回大陆探亲所有人都叫他“台湾人”。所谓身份,可能是被定义的,核心价值上的共同基础更重要。

杨渡:我终于看清台湾的样子

《一百年漂泊 台湾的故事》

  台湾作家杨渡的自传体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讲述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显现了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透视“台湾经济奇迹”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这本书的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杨先生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一百年漂泊》这个题目更符合他的初心。让人非常感动的是,杨渡重新梳理家族故事的来龙去脉,重新想想自己的父亲、母亲。“希望大家有空也想想自己父母的故事,如何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传承。”杨渡的笔触是文学化的,而且富有画面感。

  杨渡说,西方工业化的过程用了400年,台湾用了30年,而中国大陆更快,他意识到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急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向“钱”看,很怕自己被遗落在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在急速狂奔,很多过去的事情遗忘掉了。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生命能记住自己的家族,从农村也好、从小镇也好,从任何一个地方写自己的改变。

  “我要说记忆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只有我们这一代可以体会到的从农业到工业到商业的急速转变导致的快乐和痛苦,我们应该记录下来,因为下一代出生时,工业已经形成了,再也不知道如何做对比。”因此,杨度试着从台湾的角度描写,“因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我终于看清台湾的样子,我觉得大陆也应该尽快记录下来,留下一代人的记忆。”

《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首发

杨渡自传体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首发

应妮 摄

  台湾作家杨渡的自传体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8日由三联书店在北京首发。杨渡以“一百年漂泊——台湾转型经验启示录”为题现场演讲。

  该书讲述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显现了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透视“台湾经济奇迹”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舒炜介绍,这本书的大陆版叫《一百年漂泊》,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杨先生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一百年漂泊》这个题目更符合他的初心,但在台湾发行的时候,他觉得还是《水田里的妈妈》这样的意向更鲜明。我们觉得两者很难取舍,三联出版的时候为了大陆读者考虑,还是用了《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他表示,这本书让人非常感动的是,杨渡重新梳理家族故事的来龙去脉,重新想想自己的父亲、母亲。希望在座各位有空也想想自己父母的故事,如何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传承。杨先生的笔触是完全文学化的,非常好看,真正提供了一个画面感。

  杨渡在演讲中说,西方工业化的过程用了400年,台湾用了30年,而中国大陆更快,我意识到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我拿这本书给小孩子看,小孩子说原来你们以前是这样?因为他成长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完成了,没有体会到农业向工业转型过程中人的艰难、生命的艰难。

  急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向“钱”看,很怕自己被遗落在后面,所以每个人都在急速狂奔,很到过去的事情遗忘掉了。无论北京和台湾,都是这样。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生命能记住自己的家族,从农村也好、从小镇也好,从任何一个地方写自己的改变。

  “我要说记忆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只有我们这一代可以体会到的从农业到工业到商业的急速转变导致的快乐和痛苦,我们应该记录下来,因为下一代出生时,工业已经形成了,再也不知道如何做对比。我是试着从台湾的角度描写,因为经过那么多长的时间,我终于看清台湾的样子,我觉得大陆也应该尽快记录下来,留下一代人的记忆。”

  在回答“如果大陆的青年们想去了解一下台湾有何建议”时,杨渡建议要到台北,故宫一定要去,在台大附近的一些巷弄里走走;花莲一定要去,到东海岸过一夜听听海,可以听到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那种壮阔是西海岸没有的。

  杨渡,台湾知名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等。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

(根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解放日报、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等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