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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都临淄

2011-11-02 13:18:28
华夏经纬网

   周至汉时期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临淄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齐国是工商业最发达、人民最富裕的国家(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到西汉,作为诸侯王国的齐国更是最大、最强盛、最富裕(汉武帝语:“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作为周至汉齐都长达1300多年的临淄,更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战国时期“民众殷富”,海内称最;西汉时期更是“市租千金”、“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盛极一时。可以说,临淄从公元前十一世纪晚期(姜太公封其建国之后),到东汉末年曹操除国,无论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工商业繁荣程度、市民文化质量,均一直雄踞全国各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城市之首。从这个角度讲,“东方古罗马”的美誉不仅不言过其实,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工盖天下,器盖天下——周至汉全国手工业中心之一临淄

  1,冶金(主要是炼铜、炼铁)业中心

   齐地是我国较早开始铸铜的地区之一。传说早在东夷时期,“铜头铁额”的蚩尤就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并制作了“兵杖、刀、戟、大弩” 等当时最先进的五种青铜兵器;胶东长岛店子村、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早期黄铜,比欧洲最早出现的黄铜要早二三千年;西周时期齐国制铜业相当发达,临淄齐都镇河崖头村出土的山东最大青铜器、重达71斤的大铜盂,为此时期的精品;春秋时期齐国制铜业进一步发展,《国语·齐语》载,齐国有让犯人用铜兵器、铠甲赎罪来减轻刑罚的制度,《管子·地数篇》载齐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都表明当时铜器的冶炼、使用相当广泛。临淄敬仲镇白兔丘村出土的高子戈,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铜器;战国时期齐国制铜业更加繁荣,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整个齐地,作坊规模扩大,出现了分铸法和金银错等高超技术。临淄闻韶街道办事处商王村出土的战国金银错镶嵌铜牺尊,说明战国时齐的制铜业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临淄是著名的冶铜中心之一。临淄齐故城的勘探中发现炼铜遗在二处,一在小城南部,一在大城东北部,均属东周时期。小城南部炼铜遗址在小徐村北和西关村石羊口北;范围前者东西约80,南北100余米,后者东西约150,南北100米,均属下层早期文化堆积。大城东北部炼铜遗址在阚家寨村东南及东北方向的“韩信岭”一带,此处发现有大量铜渣、炉渣、烧土等遗物,据其层位属春秋前期。

   齐国是先秦诸国中最早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说文》云:“铁或者作銕,古文铁从夷。”说“铁”的古文“銕”字是会意字,从金、从夷。金指金属,夷指东夷人。铁、“銕”的意思是说东夷人首先发明了人工制铁。至迟在春秋管仲执政时期,齐国已用铁器耕作了。《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所谓“恶金”就是铁。这是我国关于使用铁制农具最早的文字记载。春秋中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农具的使用逐渐得到推广。齐灵公时期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徒四千”之句,表明齐国的冶铁业规模已相当庞大。春秋晚期,《管子·海王篇》说,齐国“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足以证明那时铁制农具在齐国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战国时,齐国出现了铸铁柔化、快炼钢以及淬火工艺,冶铁作坊的规模很大;西汉时,武帝在全国设置铁官48处,齐地就有18处。

   临淄是著名的冶铁中心之一,冶铁遗址数量多,面积大;出土铁器数量多,种类齐全,足可以证明当时临淄冶铁业的繁盛。目前临淄齐故城勘探发现六处冶铁遗址,其中两处面积达40万平方米,这在全国是罕见的;另外临淄商王墓地三座墓中出土铁器103件,临淄窝托齐王墓五个陪葬坑,出土铁器约401件,均是周至汉墓葬中早期铁器出土量较大的。

  2,纺织业中心

   齐地的纺织业自远古时代就异常发达。《尚书·高贡》载青州的贡赋里有“絺”,即夏布;还提到莱夷“厥篚檿丝”,植桑养柞蚕。西周时期姜太公“劝以女工,极技巧”,把发展纺织业作为基本国策;春秋时期纺织业已成为齐国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更是“冠带衣履天下”,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据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缯绸、絺、阿锡、绨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精良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缯;西周时期即为名贵产品,不仅贡与宫廷,还成为赠赐、贸易的重要商品。汉朝,临淄是全国纺织中心之一。中央政府在临淄设三服官,专做天子之服;齐三服官每年进衣物十笥,但“作工各数千人”,齐国纺织业达到鼎盛。汉代开通的“丝稠之路”外运之丝绸,据推测三分之二产于齐地;故而齐都临淄成为汉代“丝稠之路”最东端的重要源头之一。

  3,制车业中心

   因为西周、春秋时期战争形式为车战,所以一个国家所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车辆的数量和质量在先秦诸国中都遥遥领先,与之相应的,齐国的制车业也是中原各国中技术水平最高、产量最大的。仅举一例即可证明。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后李春秋殉车马坑,位于临淄齐陵镇后李官村。1号坑全长32米,宽5米,殉车10辆,马32匹。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坑长8米,宽3米,殉车3辆,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后李春秋殉车马坑其规模之大,时代之早,配套之齐全,马饰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国内之罕见。

  4,制陶业中心

   齐地是我国古代陶器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北辛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分段手制、夹砂褐陶为主的陶器;

  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使用先进的轮制法,以褐陶为主;龙山文化时期,以黑陶为主,其代表作品是黑色蛋壳陶。薄如蛋壳,漆黑发亮的蛋壳陶对工艺技术要求极高,皆为快轮制作,说明当时制陶技术相当娴熟而高超;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制陶技术方面,是当时各国技艺最高的国家之一,陶器产量高,制作精美,陶窑规模大,陶器使用广泛。临淄郎家庄1号墓中出土的陶俑,齐国故城内出土的大量的钱范、瓮棺、瓦当、陶管,充分证明齐国陶器向娱乐品、规范物、葬器、建筑构件、农田水利设施等发展,这在诸侯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

   战国时期,临淄制陶业盛况空前,有十多个乡、五十多个里从事制陶业,分官窑和私窑两类,从业者数百人。其中“繇”是临淄周围最大的一处制陶作坊,“蒦圆”又是繇乡中最著名的制陶里名。据勘探,临淄齐故城有邵家圈、西石桥、督府巷、长胡同四处制陶窑址。现在,我们从临淄出土的数以万计、近千余种、纹饰多以树木纹为主的齐瓦当上面,仍可约略看到当年临淄制陶业的辉煌。

  5,漆器制造中心

   齐国的漆器生产起源较早,最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将漆器生产运用到制车方面。春秋战国之际,齐国漆器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出土地的一批珍贵的春秋时期齐国的漆木器残片,图案严谨规矩,有几何形和写实形两类九种,用笔一丝不苟,线条纯熟流畅,描绘生动活泼,充分显示了齐国漆器制作工艺的精湛。最近,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济南章丘洛庄汉墓,发现了几百件北方地区比较罕见的、色彩鲜艳的漆器,这些漆器都是临淄制造的。此前人们知道,成都是长江流域漆器制造中心,但洛庄汉墓发掘的资料表明,临淄是漆器制造的东方中心。

  6,铸镜中心

   战国西汉时期,临淄的铸镜业十分发达。目前临淄齐故城内刘家寨村东、苏家庙村西有两个铸镜遗址,还有战国时期嵌金银镶绿松石大铜镜(直径29.8、厚0.7厘米,商王村出土)、西汉龙凤纹矩形大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公斤,窝托汉齐王墓出土,国内罕见)等形体巨大、铸造精美的铜器精品。2004年到2006年,中日合作对临淄齐国故城内78件出土镜范(包括镜面范和镜背范)进行了考察。有专家称,在一个地方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种类如此丰富的镜范,在全国范围内是仅见的,此足以证明临淄是战国西汉时期铸镜中心的历史事实。

  7,铸币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铸造的流通货币是齐刀币。据考证,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已开始在国都临淄或其他重要的城市由官方铸造货币。临淄地区目前已出土六种面文不同的刀币,即齐之法化、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谭邦之法化(春秋时期姜齐的铸币)和齐法化、齐建邦伥法化(战国时期田齐的铸币)。这些刀币做工精细,铸造难度大,没有相当成熟的技术是无能为力的。据考古发现,齐故城内有铸钱遗址两处:其一安合村南,曾出土过“齐法化”刀币和铸范;其二阚家寨村南,为西汉“半两”钱铸址,可见当时的铸钱规模是很大,临淄作为齐都,当为齐国境内最大的铸币中心。

  8,手工业科技中心

   齐地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先齐时期,东夷人就较早发明了制陶术、冶铜术、农耕种作、原始建筑术。春秋管仲时期,齐国已具有了明确的手工业专业分工和父子相袭的手工业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周至汉,齐国的冶铁、冶铜术、建筑术、制车术、制陶术、纺织术、煮盐术都在诸侯列国中独占鳌头,处于领先和优势地位。齐都临淄是当时中国当之无愧的科技特别是手工业科技中心。仅举诞生于临淄的我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科技巨著《周礼·考工记》即可证明。

   《考工记》是齐国官书,是齐国官府对手工业技术全面总结的著述,是齐国官府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制作技术的规范。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据《考工记》记载,当时齐国手工业包括三十项专门的生产部门,涉及运输和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建筑等项目。每一项目还有更细的分工。这种生产专门化的分工,说明当时齐国手工业的水平和规模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考工记》对车辆制造、弓箭和乐器制作、染色及皮革加工、金属冶炼、城市和宫室的规划设计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如对车轮的制作,提出了十项技术要求和检验措施,涉及减小滚动摩擦阻力、车轮的坚固和稳定性、材料的选用;对各种弓箭的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飞行物体的重心、形状与重力、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钟声的来源是由于钟的振动所致,钟声的频率高低、音品则与钟的厚薄、形状、大小以及合金成分等有关。比欧洲同样的内容的论述文字要早1500年;观察冶铜时的火焰以确定冶炼进程(即借助冶炼时烟气的不同颜色来判断被冶炼的铜料中杂质挥发的情况)的操作方法,一直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工艺方法;“金有六齐”规律,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青铜制品的性能、用途与它的两种成分——铜和锡所占比例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配比的经验性科学总结;《考工记》中还提到了当时工艺活动中所使用的数学知识,涉及分数、角度、标准量器容积的计算等等,反映了春秋时代应用数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二)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自古繁华——周至汉全国商业中心之一临淄

  1, 三大商贸中心之一、东方最大的鱼盐集散地

   《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太公世家》说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因为齐地依山傍海,土壤肥沃,宜种桑麻,所以纺织品、铁器和鱼盐的产量很大。早在东夷时期,齐地人就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卓越的智慧,大力发展商业。太公封齐建国后,因地制宜,制定了农工商并举的政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工、极技巧,宜桑麻”,使齐国的鱼盐贸易、纺织品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至春秋桓公首霸时,高度重视商业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而且还将士农工商皆列“国之石民”;并专门设了“商工之乡六”、“勿使杂处”,大大提高了商人社会地位,促进了齐国商业的繁荣;战国威宣之时,齐国强盛于天下,为七雄之一,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据有关专家考证,当时齐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临淄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与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并称为全国三大商品集散地。

   齐国商业繁盛发达,主要依靠的是海盐贸易。管仲曾说:“阴王之国有三,而齐与在焉。……齐有渠展之盐……此阴王之国也。”不仅把海盐贸易看成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把它当成争霸天下的独特优势。齐国的海盐贸易历史悠久,自东夷时期,齐地人就已经掌握煮盐技术,向全国各地销售海盐了,夏王为了控制齐地,曾征收青州的盐作为贡品。春秋桓管时期,齐国实行“官山海”,对盐业资源实行专卖,在盐业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在盐业贸易上实行官收官运官销。管仲一方面在国内寓税于盐,加价出售于民,运用“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原则,来丰裕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还“因人山海以假之”,大力发展海盐的出口、转口贸易,常常用控制产量的办法,人为地造成海盐外贸市场的供需紧张,待盐价猛涨后再把盐销往梁、赵、宋、卫等内陆缺盐诸国,从中牟取丰厚的利润并控制别国经济。春秋末年,景公仍实行严格的盐专卖制度,后来晏子建议景公放弃了盐专卖。陈氏为笼络民心,利用海盐运销贸易,以低价售盐于民,获得了齐国百姓的拥护,“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齐国政权最终归于陈氏,恐与齐国公室放弃盐专卖有关。

  2,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

   齐地先民很早就进行丝绸贸易,他们不仅把齐地精美的丝绸运往全国各地进行销售,还开辟了海外丝绸贸易通道,把丝绸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据考证,早在战国以前,齐国就已经有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特点的商路是由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而成的,经齐都临淄到芝罘(烟台)、蓬莱、海阳、崂山(青岛)、琅琊(胶南县)、海阳、斥山(石岛)等港口,然后北渡长山列岛至大连,再转向东南,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倭奴(日本)。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存在的。日本在公元前3—4世纪时,还处于绳文化时期(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没有铜、铁和纺织品,然而在左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墓葬中,却发掘出了纺织品随葬物,经测定为日本弥生文化时期(相当于我国战国末年)的产物,而且经纬线与齐地所产丝绢极为相似。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齐国商民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的原始记录。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中、朝、日人民自古以来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至今,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语发音为“八夕”(意为“机织人”)。他们曾自豪地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许多日本人以从事采桑养蚕和纺织为生,故日本又称“扶桑”。

   临淄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还是汉代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汉时期的临淄是“三服官”(专为皇室宫廷织造高级丝织品用于春夏冬服装)所在地,生产规模很大,“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产品异常精美,有纨素、轻绡、绮绣、冰纨、方空觳、吹絮纶等最高级丝绸品种,代表了国家最高水平。因而西汉中央政府常常把临淄生产的丝绸赠与匈奴和西域诸国,还通过西域把这些丝绸销售到中亚和西欧。临淄的丝绸一般要由汉政府的主管部门“少府”统一调拨,先从临淄经定陶、济渎,洛阳、函谷关这条秦汉时期的经济大动脉运到京师长安,然后从长安走上丝绸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以说是这条经济大动脉向西转运贸易的进一步延伸,临淄可以称得上是整个丝绸之路的最东端。

   如前所述,周至汉时期的齐都临淄,是当时全国手工业方面的八个中心和海盐、丝绸两大商品集散地,作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确实久负盛名,享誉海内。此外,临淄还是全国思想学术中心(稷下学宫)、音乐之都(韶乐、齐地歌舞)和东方奥林匹亚(足球、射箭、武术、赛马、赛车、棋类起源地),也从侧面证明临淄工商业的繁荣。

   中国最大、最完整的先秦国都遗址之一—临淄齐国故城

  

   临淄齐国故城,东濒淄河,西依系水,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政府驻地东北7公里的齐都镇。东、西、北面是辽阔肥沃的平原;东北距渤海百余里;南面是牛山、稷山、峱山和名泉——天齐渊。

   临淄原名营丘,后因濒临淄河而定名。据《尔雅·释丘》、郑康成《诗经·齐风》注、晋人郭璞《尔雅》注、《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综合考证:淄水从营丘的南面和东面流过,营丘、临淄是一个地方。营丘在公元前1045年太公封齐建国时即被定为国都;公元前866年,齐胡公姜静从营丘迁都薄姑(今临淄北博兴、桓台一带);公元前859年,齐献公姜山复都营丘,并以营丘临靠淄水而改名“临淄”。从此,“临淄”之名传称到现在。     

   临淄的建置沿革源远流长。三皇五帝时期,临淄先后是太昊伏羲氏、颛顼高阳氏、少昊爽鸠氏的集居地;夏朝时期,季崱氏栖居在这里;商初,临淄是逄伯陵氏的属地;商末,薄姑氏在此居住。周时,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386年,姜姓齐国传660年在此建都;公元前386年——公元前221年,田姓齐国传166年在此建都,临淄作为周代齐国都城长达824年。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刘邦封他的庶长子刘肥为齐悼惠王,都临淄,传多代西汉齐王于汉末。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封刘璋为齐王,都临淄,传数代东汉齐王于206年。由上述可知,临淄齐国故城作为“三齐故都,两汉王城”,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是声名显赫、地位极其重要的。

   临淄久负盛名,在东汉以前一直是全国最大、最富庶的工商业都市之一。春秋齐桓公时,临淄居民就有四万余户,人口二十多万;战国齐宣王时期,临淄居民多达七万余户,常住人口保守估计也在五六十万以上;到西汉初年,临淄“巨于长安”,“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有户十万(当时都城长安仅八万多户),人口过百万,人物众盛而居民富足,每天“市租千金”,被称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汉朝有“五都”的称号,临淄是其中之一(成都、邯郸、南阳、洛阳),因此有“西有长安,东有临淄”的传统称誉,在当时世界上也赫赫有名,可与古罗马相媲美。由上述可知,临淄齐国故城在中国古城乃至世界古城中的地位都是极高的。

   六十年代,山东省文化部门组织全国考古工作者,对临淄齐国故城进行了全面勘探,对地上、地下文物进行了探掘、考察。1972年发表了《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又经过几十年的发现、探究,目前已搞清了齐故城的基本面目。先秦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众多的先秦国都遗址中,临淄齐国故城遗址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遗址之一。

   先来看最大。临淄齐国故城分大城与小城两部分,为“大城咬小城”的格局。大城为平民所居,建于西周时期,南北9华里,东西7华里,周长14158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是国君居住和官吏办公的宫城,建于战国时期,南北4华里,东西3华里多,周长约7275米。大城和小城总周长约21,433米,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临淄齐国故城因沿河而建,故有城墙拐角24处(仅沿淄河东墙就有14处),这是其他先秦诸侯国都所没有的。城垣基宽一般在20米左右(最宽处达55—67米),顶宽在10米左右;城垣高度约为“七雉”,即约14米左右,四周角楼高度为18米左右。另外,齐国故城有门13座(已探明11座),见于史载的有申门、稷门、雍门、杨门、广门、东闾门、虎门、龙门、鹿门、郎门、章华门、北门、南门、东门、西门等(其中可以确定的是,申门、雍门、杨门是西门,东门、东闾门、广门为东门。章华门为北门),其中小城城门5座:南门2座,东、西、北门各1座;大城城门6座:南、北门各2座,东、西门各1座。齐国故城大、小城内发现十条干道,其中小城中3条,路宽一般为6—8米,最宽者17米;大城内7条,路宽10米、15米、20米不等。交通布局规整合理,符合“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原则。

   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即说当时天子之城的建制是九里,诸侯大国之都城一般为七里。周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周长为34.92里;鲁都鲁城(今山东曲阜附近)周长为23.542里;蔡都蔡城(今河南上蔡附近)周长为20.98里;宋都宋城(今河南商丘附近)周长为20里,均远远小于临淄齐国故城的规模。由此看来,始建于姜太公、经由历代齐君不断改建、扩建的临淄齐国故城,可谓中国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临淄齐国故城之所以超越周礼的规定,原因有三:一,太公建齐城在前,周公制订周礼在后;二,太公建齐城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富有实事求是、创新变革精神,与“因俗简礼”的建齐方针相呼应;三,符合当时稳固政权、集聚民众、抵御外来侵略的实际需要。

   再来看最完整。临淄齐国故城有规模庞大、保存完整的城建设施、宫殿建筑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区,这在其他先秦王都遗址中极为罕见。

   临淄齐国故城的城建设施除保存有城垣、城壕遗迹外,还保存有城市排水系统。根据勘探得知,齐故城大、小城设有三大排水系统,四个排水道口。排水系统如此完备、系统、精巧,这在中国甚至世界早期城建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临淄齐国故城的宫殿区在小城西北部,地下分布有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宫殿建筑遗址主要保存有桓公台和“金銮殿”。桓公台,俗称梳洗楼、梳妆台,秦汉时称环台,魏晋时人称营丘,唐长庆年间(821—824)建齐桓公和管子庙于其上,故名桓公台。台顶部分为3层,现高14米,南北86米,东西77米。为宫殿区的中心建筑,整个齐国故城的制高点。“金銮殿”位于小城东北部,与桓公台遥相呼应,夯筑台基较小,现存面积6000平方米,亦是宫室建筑遗址。四周以自然石垒砌,周围地势低洼,当是台榭别馆遗迹。在此宫殿遗址上,出土了大批铺地花纹砖、脊砖以及各种纹饰的全、半瓦当。另外,小城外西南方1公里有齐威王与田忌赛马、景公与晏子论和同之地——遄台;小城西和西南有世界最早的官办学府和社科院——稷下学宫遗址;大城西部,小城西门外有一代贤相、廉洁奉公的楷模——晏婴故宅所在以及晏婴冢;大城东南部韶院村有春秋时期孔圣人听齐韶后盛赞“尽善尽美”,“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闻韶处;大城东门外有无盐女钟离春进谏齐宣王、孟子见齐宣王论“与民同乐”的雪宫台;故城西北10公里处有屈原来齐下榻过的齐国国宾馆——梧台等。

   临淄齐国故城的手工作坊遗址在大城内分布密集,足可证当时齐都、齐国手工业的繁荣、发达。目前发现冶铁遗址6处:小城内2处,西部1处,东部1处;大城内4处:西部、中部偏西、南部、东北部各1处。炼铜遗址2处:在小城南部和大城东北部。铸钱遗址2处:“齐法化”铸钱遗址在小城南部居中;西汉半两钱、五铢钱铸址在大城东北部。铸镜遗址2处:一在刘家寨村东,一在苏家届村西。制骨作坊遗址4处:集中在大城东北和北部,今崔家庄东北、河崖头村西南、阚家寨村南、东古城村南、田家庄村东北等。制陶作坊遗址多处:主要在大城西,长胡村、督府巷村、西石桥村、邵家圈村等发现多处陶窑遗址,出土大量瓦当。

   临淄齐国故城的大型墓葬区主要分布在在大城的东北部,今河崖头村村中和村西,经考证为姜齐君主和大贵族墓地。目前已探出大、中型墓20余座。其中5号墓东、西、北三面发现215米殉马坑,殉马据推测在600匹以上,为全国最大殉马坑。墓主经考证确认是姜齐第25代国君齐景公姜杵臼。

   综上所述,临淄齐国故城遗址规模庞大,为先秦国都遗址之冠;都城各功能分区均保存完整,虽历经三千多年风雨,仍可清晰的窥其“海内名都”的风采,在先秦各诸侯国都遗址中确实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因为临淄齐国故城的学术价值极高,意义非凡,在中国先秦史中地位显赫,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1月4日,国务院因临淄齐国故城鲜明而独特的价值,公布临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06年,“临淄齐国故都与齐王陵”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名列第17位,是山东省唯一的单列项目。

   临淄历史沿革表

  时代

  临淄建制沿革

  夏朝(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爽鸠氏、季则氏辖地

  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

  商初,是逄伯陵氏的属地;商末,是薄姑氏辖地。区境内有营丘、齐邑(今齐都镇)、画国(今桐林、田旺)。

  西周(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770年)

  营丘(临淄)为齐国都城。公元前859年,齐献公姜山因营丘濒临淄水,将营丘更名为临淄。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

  临淄为齐国都城。区境内有棘邑(今桐林、田旺)、酅邑(今皇城)、渠丘(葵丘,今南高阳)。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临淄为齐国都城。区境内有画邑(今桐林、田旺)、安平邑(今皇城)、秦周邑、袁娄邑。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临淄为齐郡郡治、临淄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和东安平县。

  西汉(公元前221年——公元8年)

  临淄为齐国王都、齐郡郡治、临淄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东安平县、西安县(今高阳)、昌国县。

  新朝王莽时期(8年——25年)

  临淄为济南郡郡治、齐陵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齐陵县、东安平县、东宁县(今高阳)。

  东汉(25年——220年)

  临淄为齐国王都、青州州治、齐郡郡治、临淄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东安平县、西安县。

  三国(220-265年)

  临淄为魏国青州州治、齐郡郡治、临淄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东安平县、西安县、新汶县。

  西晋(265-316年)

  临淄为西晋齐国王都、青州州治(311年后迁益都广固)、齐郡郡治、临淄县治(311年后迁益都广固)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东安平县、西安县。

  东晋十六国(317年——420年)

  临淄先后为东晋、后赵、前秦、后秦、南燕所属,为齐郡郡治、临淄县治所在地。

  南北朝(420年——581年)

  先属南朝宋。为齐郡郡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县治在益都北关)、高阳县、广川县、重合县、鄃县。

  后属北魏、北齐、北周。区境分属高阳县和贝丘县。

  隋朝(581年——617年)

  为隋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高阳县、时水县、淄川县。

  唐朝(618——907年)

  为唐河南道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时水县、安平县、博昌县、淄川县。

  五代(907-960年)

  为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博昌县、淄川县。

  北宋(960—1127年)

  为宋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淄川县。

  金(1127——1279年)

  为金山东东路益都府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区境分属临淄县、淄川县。

  元(1279年——1368年)

  先属益都县,后属临淄县、益都县。

  明(1368年——1644年)

  属明山东省布政司青州府临淄县、益都县。

  清(1644年——1911年)

  属清山东省布政, 司青州府临淄县、益都县。

  ,  中华民国(1911—1949年)

  1911—1927属山东省胶东道临淄县;1927年—1949年属山东省临淄县;1939年7月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属清河专区。1948年3月临淄县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1950年属淄博专区,1953年属昌潍专区,1958年并入益都县,属昌潍专区,1961年10月复临淄县,属昌潍专区,1969年12月属淄博市,改县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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