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
凡是来守宁夏的朋友，大概都会对塞北广袤雄浑的戈壁大漠、"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田园秀色以及民风淳朴的回乡风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然而更令人啧啧称夸、流连忘返，甚至感到扑朔迷离的，恐怕还要数那像"迷宫"一样的"东方金字塔"--西夏王陵，以及它无言地诉说着的古老故事了。
翻开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历史画卷，你不难发现，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是历代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共同描绘的，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集国史之大成的《二十四史》，凝重、简洁的文字描述和记录了先祖们可歌可泣、辉煌厚重的历史业绩，为他们镌刻了不朽的丰碑。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西夏国各族人民，曾为华夏历史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曾雄踞一方，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与宋、辽（金）分庭抗礼，建立政权347年（公元881-1227年）、立国近二百年的西夏王朝，先祖们却未曾为它编修专史。也就是说，《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朋友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古代的史学家们不记载那个曾经威振一方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的历史轨迹？为什么西夏王朝不编修自己的专史？那个特殊的中世纪王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又如何呢？
为了使朋友们了解西夏国的历史状貌，我们将根据国内外史学工作者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研究资料，简单地作些介绍。
古老的西夏王朝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祖国统一的漫长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惟其如此，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从而使西夏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成为语言文学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争相角逐的热门课程。如果从18世纪中叶清代学者洪亮吉（1746-1809年）、秦恩复（1760-1843年）、周春（1729-1815年）、张澍（1776-1847年）等人对西夏的研究算起，中国的西夏研究工作，成绩固然不小，但也应看到，由于西夏语、西夏文字的消亡，可资凭藉的各种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十分匮乏，西夏遗址又大都严重残破，汉籍记载党项和西夏历史的文本生产力而零散，至今尚未考证到西夏人自己编著的党项民族和本国历史的书籍等原因，使西夏学研究跋涉，他们要探索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像崖壁陡峭的高山，攀登起来十分艰难。那些难释的凝团，犹如出现在地平线上的美丽彩虹，吸引着国内外许多学者如夸父逐日般的追逐它，而又始终难以企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那个古老的民族和它所建立的西夏王朝，不仅充满了神秘色彩，而且至今仍是个难以完全破解�"谜"。
讲到西夏研究的艰涩，不得不提西夏文物的散失和被劫掠的问题，实际上这是造成西夏之谜难以破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殖民地的武装侵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欧洲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队"、"考察队"相继到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进行活动。虽然他们其中有的考察队在学术上做出了有价值的发现和贡献，对于文化学术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抱着殖民主义的偏见，怀着侵略扩张的欲望，对这些地区的我国古代遗址和文物进行肆意破坏和野蛮掠夺。俄国考察家科兹洛夫对西夏北部军事重镇--哈拉浩特（黑城）的三次盗掘行动和英国人斯坦因的再次洗劫，使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史册、典籍、文卷散失或被毁坏。据科兹洛夫记述，他第一次从哈拉浩特遗址运走的文物资料就装满了十邮箱，共重约170公斤；第二次发掘时，仅"苏波尔盖"（塔）一处，"全部出土的书册、手稿和画像清单尚未整理出来"，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册、画卷和单页手搞的总数当在二千卷（份）左右。科兹洛夫从哈拉浩特盗掘的书册文献，"除了举世闻名的西夏文刊的写本（多为佛经）以外，还有不少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书籍和文卷；劫走的器物则有陶器、铁器、木品、织品、雕塑品、图画和元钞等等"。内容涉及西夏的政治、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医卜、历法等。尤为珍贵的是西夏人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为后人识读、破解奇妙的西夏文，乃至研究了解西夏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哈拉浩特遗址的大批西夏文书未被发现前，党项族的西夏文几乎成了无人知晓的死文字，国内外学者对西夏文所知甚少，关于西夏历史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对于国内的西夏研究工作来说，不无遗憾的是，这批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物遗存，现今大部分存放在俄国博物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还有一小部分流散在印度、美国、伊朗等国的有关博物馆中，致使我国的西夏研究工作因缺乏实物资料而步履蹒跚、进展缓慢。
尽管如此，近二十年来，国内史学界的一批专家、学者，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广泛借鉴、吸收古今中外各类西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陆续修订整理了《西夏简史》，近几年编辑出版的《中国通史》设专章（第六章）专门介绍西夏历史，使当今的人对古老的党项民族及其政权--西夏王朝鲜为人知的历史有所了解，同时，也给西夏国以公正的评价，肯定其在推动祖国统一和促进华夏文明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依据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阐述历史"的态度是正确的，是对华夏史学的补充和贡献。
至于论《二十四史》中为什么没有西夏史，西夏王朝为什么不编修自己的专史问题，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古代的史学家受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偏见的影响，治史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倾向性，不是以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历史，而是人为地以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对客观历史随意进行增删取舍。关于这一点，从元朝人脱脱等所修的《宋史》、《辽史》、《金史》中对党项民族和西夏历史的简略描述中，就可略窥一斑。以上三史的修著者，以西夏政权建立期间曾时而对宋称臣，时而对辽称臣，后期又一度依附金国为由只把它看作北方的一个封建割据政权，而不承认西夏国的独立地位。因此，只在《宋史》中设《党项传》、《夏国传》、在《金史》中设《西夏传》，并未新生历史实际，单修《西夏史》，致使西夏国的历史地拉未能得到公正的确认，西夏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被无端的掩埋。
其次，西夏王朝创造了精美奇特的西夏文字，该文字使用、流传近四百年，使用范围不仅广及西夏全境，而且在元、明时期，还流传至现在的华北地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拥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创造了人类灿烂文化的西夏国先民，不曾想过编修或记录自己的历史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从迄今为止发现和挖掘整理的西夏古籍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和西夏研究工作的深入，或许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再次，《二十四史》中虽然没有西夏史，但自唐至清的各种典籍中散记着丰富的党项民族活动印迹及西夏王朝由盛至衰的史料片断，潜心整理，也会对西夏的发展规律有所了解。总之，神秘的西夏终会有一天揭开自己的面纱，让人们一睹她迷人的芳姿。
西夏王陵
西夏王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35公里的泉齐沟南，地处贺兰山中段东麓。陵区地貌为贺兰山山前洪积扇，地势平坦开阔，西高东低，海拔高度1130-1200米，陵区之西是高峻挺拔的贺兰山，东面近与都城兴庆府即现银川相依，远有黄河之水相济，陵区居高临下，俯视整个银川平原。
西夏陵区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10公里有余，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陵区内共有9座帝陵、207座陪葬墓，按地形和陵墓的自然分布自南而北分布在4个自然区域内，据此我们将西夏陵分为四区。区域内陵墓相对集中，区域间相距一定间隔。每个区域又可相对地分成若干小区和群组，一般都在各区南端居中的位置，陪葬墓多分布于所属帝陵的南面和西面，数墓一组，数组一群，数群一区显示出明确的规律。
帝陵是西夏陵的主要部分，也是保存最好的部分。帝陵的陵园建筑以夯土为主体，夯土之外以砖瓦，屋檐、屋脊饰有各种琉璃装饰物。据统计，一座帝陵大约有8种20余座各式建筑，占地面积8-15万平方米。这些建筑今天虽已成为废墟，但陵台夯土仍高高耸立高者达20余米；残砖断瓦俯手可拾，堆积厚处近1米。夯土城墙继续相连，陵园分局清晰可辩。
西夏陵的陵园建筑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陵台几部分组成，有的陵园筑有外城。9座陵园结构基本一致。但局部又有所变化。陵园自南而北以东西对称的鹊台、碑亭及平面连接为"凸"字形的月城和陵城组成陵园的基本结构，以外城、角台的变化形成了陵园多种布局形式。依据陵园不同布局，可将它们分为内外城式和无外城式两种类型。
西夏陵的陪葬墓都有一定的墓园建筑，墓葬的等级不同，建筑的内容和规模也不同，陪葬墓建筑内容最复杂的包括了外城、碑亭、月城、墓城、门址、照壁和墓冢几部分，个别的则只有一座墓冢。陪葬墓的墓园建筑多已坍塌倾圮，只存遗迹，只有一部分大中型墓冢仍高高耸立。
西夏陵建筑所反映的西夏建筑技术是与西夏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早期党项人以羖（左羊右厉）毛、牦牛织成的毡帐为屋，这种便于移动迁徒的住所与其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原始经济形态相适应。党项人迁居内地以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定居生活的发生，建筑业亦因之而兴起，并得以迅速发展。当时党项人所居宁夏等地，州城堡砦已遍及其地，州城内不仅有土屋民居，而且有寝庙衙署。据《西夏书事》卷九载，累德四年四月，德明"于绥、夏建馆舍二：日承恩、日迎晖。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又于"于鏊子山（今延川县西）大起官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这些建筑不仅豪华、壮丽，且十分坚固，建筑的夯土"其坚可以砺刀斧"（《读史方舆纪要·榆林镇·夏州城》），立目以后，西夏的建筑业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官府专门设有砖瓦院，以管理建筑之事。西夏陵的兴建就是西夏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数以千计，内容包括建筑材料、生活用具、随葬品等多种品类，石、陶、瓷、铁、金、骨等多种材质。其中以建筑材料数量最多，而以汉夏文残碑最为珍贵。建筑材料则主要以陶质材料为大宗，琉璃制品占一定比例，瓷质材料次之，石质构件数量较少。随葬品有大型皿器、装饰品、武器及部分瓷片、丝织品残片等。此外墓室内还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出土瓷器主要有白青、酱三种釉色，以白瓷为多，素面为主。器形从碗、盘为大宗、瓶、钵、豆等器数量次之。另外，还有泥塑残块、钱币、铜器、陶棋子等，种类繁多，为后人研究西夏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历经千年沧桑的荒野古冢虽已失却了往日的辉煌，但依然静静地躺在贺兰山下向后人诉说着一代王朝的荣辱兴衰。有首《古冢谣》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座"中国的金字塔"已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注目，神秘的面纱正在被揭去，我们期待着一睹她的容姿。
西夏文字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西夏语称"大白上国"，传10帝，凡189年，于公元1227年被蒙古所灭。由于其疆域在黄河以西，故史称西夏。西夏的建立，对促进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统一和发展，曾做出过显著的贡献。
党项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族的一个分支，原居今青海东南部黄河河曲折支之地。唐朝初，党项羌受吐蕃势力之威逼，请求内徒，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于贞观年间举族内迁，此后历经200年，党项羌才在今陕西北部和甘肃庆阳等地安定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了起来。
唐末，党项羌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与中原地区相抗衡的夏州割据政权。五代时中原多故，王命不及，党项夏州政权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不断进取，经继迁（元昊祖父）、德明（元昊父亲）两代苦心经营，其势力进一步加强，疆域得以拓展，至元昊时期，党项政权已发展成为一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完全可以与北宋、辽鼎足的割据势力。在此基础上，元昊经过改姓建制，创立文字、秃发易服、更定礼乐等一系列突出正权的独立性与本民族特色的准备之年，于1038年正式建国称帝。元昊统治时期，其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境土二万余里"。辖地包括今宁夏大部，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的部分地区。西夏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鞑靼等多种民族，党项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属于主导地位。
党项在内徒以前仍处在原始游牧部落时期，过着"衣皮毛、食牲畜"、"不事稼穑，土无五谷"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内徒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西夏文化的发展大致与其历史同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生产力水平的进步，是文化向前发展的先驱。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徒，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生产力技术与先进文化，从而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相应地文化也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其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与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有了最新的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元昊为了进一步突出民族文化秀才特质，于是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西夏文。
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代，目前学界尚有争议，但普遍认为该文字的创制是在元昊建国前即公元1036年左右，由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党项语以前的记录符号并加以演绎而成。文字的创制是一种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给本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上带来莫大的便利，也使后人研究这种文化与党项民族语言成为可能。据大量
文献资料证实及西夏文字本身形体显示，西夏文的创制是参考汉字的"六书"理论，制定会意、形声、形意的法则，并率先创造了一些字，作为基础即我们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依据三条法则演绎，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由此，有学者称之为"汉字式文字"。汉字"六书"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但就西夏文而言，选字法很明显没有运用转注和假借，主要借鉴了会意和形声。其次包括一些象形字在内的母字。母字是一切表意文字以及音意文字的基础，西夏文字的母字有象形与非象形两大类。西夏文字中的象形字，由于受到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的形体要求与制约，在形体笔画上较汉字复杂得多，加之文化上有共性以外的差异性，所以单从汉字的角度来分析，就很难理解了。如汉字中的"人"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入"，而西夏文"人"字却写作"多"上面的一撇表示人头，第二撇表示人身体，最后交叉笔表示腿和足。再如西夏文的"门"字也采用象形法创制写作""。母字除象形字外，还有一种很难说是象形还是指事的文字。它们结构简易，可繁衍出一系列文字，具备汉字中部首的作用。母字确定之后，西夏文的演绎与繁衍基遵循以下的规则：
全合成选字法：（水）+（土）合成（泥）
换位选字法：（指）--（趾）（逃）--（服）
对称造字法：（双）（唇）（中）（分）
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即下令推行国中，诏令国民悉用蕃书。这等于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西夏灭亡后，其文物典籍遭到严重破坏，西夏文化也从此走向衰亡。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今日早已不复存在，党项后裔已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融入了其他民族。西夏文字也只在明代尚有极少数人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淹没，变成了一种死文字，直至清嘉庆甲子年（公元1804年）西夏著名碑刻《重修凉前护国寺感通塔碑》被发现后，根据该碑上的文字即记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
西夏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文献资料证实，大约有6000多个。其中收编最全，保存最完好的是1909年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内出土的古夏韵书《文海》与《音同》。这两部韵书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西夏文的音意提供了翔实的实物资料，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西夏词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的发现可谓是解开西夏文的钥匙。在近代相近100年的时间里，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字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学界的不断新发现，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西夏文化将再现昔日的辉煌。
西夏法典
西夏建国之前处于氏族制时代，没有成文的法律，相约成俗，"杀人者，纳命价钱进二十子"了之。自德明向宋朝表示臣属以后，"共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守制"。特别是元昊称帝以后，通过遣使购买宋仁宗放出的二百余官人，并频繁地向宋朝遣使节"久悉中朝典故"，"朝廷刑赏官闱阴事，悉具知"，因此逐渐熟习了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西夏的法律。
西夏建国中后期，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的封建化发展，法律制度也日趋完备，目前已经发现的法律方面的文献就有《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新法》、《光定年新法》、《贞观玉镜》等。其中篇幅最长，记载最祥，保存最好的是《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天盛（公元1149-1169年）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年号之一，仁孝是西夏历史上提倡"文治"最强的统治者。
《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西夏王朝遗留的非常重要的文献，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修律书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一部大法典。
早在公元13世纪初，蒙古军就频频以武力攻击西夏，历时二十余年，到公元1227年将它攻灭。西夏国连同其民族的命运是悲惨
的，它不仅被蒙古人所征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成吉思汗死于征伐西夏的战争中，这就使它遭到征服者更加残酷的镇压，境内遍被兵焚，宫阙陵园及其他文物被焚荡殆尽。幸而一大批西夏文物佛经和世俗文献、唐卡、图画等遗物储藏于远离京师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的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该城坐落于气候极干燥的沙漠中，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有七百年。1909年，科兹洛夫率俄国探险队来到黑水城，盗掘了这批宝物而去。至今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即在其内，俄国早期西夏学者聂斯克教授在30年代曾披露了有《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存在的消息。直到1989年，前苏联西夏学者克恰诺夫教授才将自己研究这部稀世文献的著作及西夏文本影印全部刊出。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聂鸿音三位教授将西夏文本《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全部译成汉文出版。
我国是世界上法律制定起源较早、发展最为完备和系统的文明古国之一，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当然包括着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所制订的法律。
西夏自1038年元昊称帝起到1227年被蒙古所灭立国189年，史载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称帝后他仿宋制建文武班，有御史台，为专司科举的执法机构，其立国伊始建设方略必涉及法制方面。西夏曾屡次修律，乾顺时，有单行军事法律，《贞观玉镜统》、《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仁宗仁孝时所修，其《颁律表》�"比较新律令，见有不明疑碍，顺公民而取长义，共成二十卷"。诚如《律令》名称年谓"改旧新定"实为西夏屡次修律的集成之作。
《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保存至今最完整的西夏法典。全书20章（缺第16章）、1460条。各章分别就民法、刑法、盗窃法、债权法、边防法、税法、酒禁、外贸以及西夏的官牧制度、宗教管理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正如史金波先生在《详论说明》中指出的《律令》"是一部综合性法典，其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不仅如此，《律令》所叙律文还涉及到西夏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历史方面的广泛内容。它可以说是西夏国家的政典，其它国之制大体都包括在里面。
西夏文本《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中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法典，其在中国法系之中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史中无西夏史、西夏资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对于西夏学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弥补了西夏法制史史料的空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民俗和科技等诸方面提供了大量史料。为后人研究、了解、认识西夏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神秘王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原始资料。
西夏宗教与西夏佛塔
立国于祖国西北的西夏王朝，建国伊始，便同早已流行这一地区的佛教发生了关系，作为西夏王朝主体民族的党项族人，很快就信仰了佛教。而在西夏统治者扶持、推崇政策的影响之下，在西夏王朝的辖区之内，佛教很快也就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传播。在王室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不但广修庙宇，广度僧人，而且还刻印了汉文大藏经，特别是，他们还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译成了多达3600多卷的西夏文大藏经，从而使佛教成为西夏文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佛教也曾成为西夏王朝的官方思想。
西夏宗教
古代的党项族居处于山谷草原之中，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周、隋之际，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时期，从事着狩猎畜牧业。当时党项族内部尚未出现有专门组织的宗教史籍中只有"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记载。显然，"祭天"是古代党项族重要的原始宗教活动。这也说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到了唐代，党项族大部分陆续北迁至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经过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党项族的宗教生活也发展到鬼神信仰。
西夏的多种信仰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西夏建国后，佛教已经广泛传播。党项族、特别是其中的皇族，已经信仰佛教，然而他们依然崇奉神灵。元昊称帝后，曾不远千里亲自到西凉府祀神。至西夏中期，多种信仰仍有很大影响。仁孝曾于乾佑七年（1176年）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以求家息水患，保护桥梁。碑文两面分别用汉文藏文书写。碑文里能看到仁孝所祭祀的神很多。其中山神、水神、龙神、土地神等诸神。同时他还特别赞美了贤觉圣光菩萨，那是一位传说中的当地的女神。
西夏党项族在崇拜鬼神的同时，也相当地崇尚巫术。西夏《文海》一书中与欧术有关的样目有十几条。其中对"巫"的解释是"驱灾害鬼者用是也"。巫术的职责之一是驱鬼、咒鬼。《文海》释文表明巫师有驱鬼作用。《文海》对咒鬼有更具体的解释。
占卜是巫术的又一重要职能，它的目的是问凶吉，决疑难，占卜在党项族社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仅渗
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影响着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军事作战的行止。《辽史》详细纪录了党项人出兵占卜的方法：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二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谷火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四矢周弦，听其声知胜负及敌至之期。
从以上可以看出巫术在党项人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何等重要。到后期党项民族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创制了西夏文字后，较多的人掌握了文字和知识，鬼神信仰逐渐让位于佛教，巫的职能也就等而下之，降到较为次要的地位。
在西夏建国以前，特别是在兴州党项政权比较稳定的德明时期，佛教已经得到传播，并且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史载：宋景德四年，德明母罔氏卒，得力德明请宋朝允许他在山西五台山修建十座寺院，为其母祈求"宴福"。宋天圣八年，德明向宋仁宗献良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仁宗从之。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也曾于夏开运元年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救宋仁宗赐佛经。夏广运年间，有天竺僧善称等九人向宋朝汴京进贡梵文经、佛骨和菩萨像等，回国途经夏州时，元昊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未允，即将善称等人强行拘留。夏大庆二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请允许派使人到五台山供佛，为其诵经救福，并广建佛寺。兴州一地除元昊前已建有戒坛寺外，又于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在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还邀请回鹘的名僧，演绎经文。夏福圣道三年；没藏氏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宋朝所送的《大藏经》，并且请回鹘的著名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掘出古卧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吐蕃）奉迎迦玛举系教派的始祖松钦巴，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佛经和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播教义，仁教奉其上师，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西夏攻占瓜、沙洲的后，将上述两地的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窟内的壁画也进行了部分重新绘制。目前在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分别都有西夏时期汉文题记，和西夏时期泥塑等。宁夏固原地区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凉祚都年号的题记。在西夏中央机构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西夏国内尊崇佛教的盛况。
西夏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规定每个"孟朔日"（每季度第一个月的十五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必须礼佛，等于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佛教在西夏国的地位。西夏崇佛、信佛对我国古代佛教的传播起到了现实意义。它不仅在我国传播佛教较早的河西地区使佛教再一次广为流传，而且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缓缓地延续下去。对我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西夏宗教呈现多元化，除崇信佛教外，道教也很流行。《西夏书事》一书中记载：元昊太子宁明"天姿聪慧，好学、明夭交，然性仁慈，不乐荣利，常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朝夕不少懈"，元昊问他治国之术，他用道家的思想回答："莫善于寡欲"；说明在统治阶级中也不乏道教的信仰者。
近年来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众多文献资料中也有一部分关于西夏道教方面的记载，尤其西夏法典《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记载了西夏道教的管理以及对道士的若干规定和处罚等内容。
西夏佛塔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古印度佛教的一种建筑形式"堵坡"很快与中国传统的建筑楼阁、阙、观等结合在一起，于是出现了佛殿、佛堂、佛楼、佛塔等等。因此，历史上所修建的塔，总是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佛塔也就成为佛教寺院中的主体建筑之一。自东汉时期开始，讫止明清时期，在中国土地上究竟建造过多少佛塔，现在已难已说清。仅现存的北朝至明清时期的各类古佛塔，就数以万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应该说，这是一笔数量极为可观的文化财富。
地处祖国西北地区的宁夏也和我国其它兄弟省（区）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黄河两岸到贺兰山麓，从六盘山下到银川平原到处散布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古代佛教活动的遗迹，几乎遍布宁夏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佛教活动最为兴盛的阶段，要算是西夏时期。李元昊到建西夏割据政权以后，因他"晓浮屠学"，故大力弘扬佛法，使境内塔寺林立，译经事佛蔚然成风。
由历史文献记载和遗址，调查可知，西夏有较高水平的建筑，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宫廷建筑（包括陵园），一是佛教寺庙建筑。就目前留存的遗迹来看，以佛教寺庙建筑最多，这些佛教建筑表现了佛教信仰的兴盛，也反映出当时的建筑艺术水平。
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西夏寺庙及其遗址来看，可以说本来西夏的寺塔启蒙及西夏全境。这些寺庙（塔）中，有的是西夏时期新建，有的是西夏以前已有之，而为西夏所继续利用。
西夏佛塔与时代相近的宋塔、辽塔、金塔比较，布局、形体和工艺上都呈现出种类繁多的特点，真实地反映了西夏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西夏佛塔大都造在寺庙的前后殿之间，位于寺院中心，成为寺院的主体建筑。在布局形式上，有单体、并列体、群体与殿阁、朝堂组成壮严的寺院，显示出西夏王朝兴盛的尊崇佛法的宏大气度。这些砖木构筑的高大建筑，其形体构造上有仿宋楼阁式、仿唐密檐式、原生覆钵式，覆合变体楼形。如：宏佛塔，坐落于银川平原北部，宁夏贺兰县城东北潘昶乡红星村附近。宏佛塔，造型比较奇特，基本上是一座密檐式砖塔，塔身和塔刹的高度大致相等，通高约27.24米，塔身下部为八角形带，有三层半拱叠涩桃檐和平座护栏的楼阁式构筑，面南辟有进入塔室的券拱门洞，其上部是一座残高12米的覆钵式塔的构筑体。顶部十三天相轮塌毁仅东北部几圈残迹。
宏佛塔的建筑特点，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楼阁建筑形式与喇嘛塔建筑形式相结合的构筑方法。它体现了西夏时期佛教与喇嘛教异存而又彼此渗透的特点。
位于宁夏青铜峡市南20余公里处黄河西岸的峡口山东坡上，由一百零八座覆钵塔组成的大型塔群。塔群依山势自上而下，按一、三、三、五、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奇数排成12行，总计108座，形成总体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因塔数而得名。此塔群属于喇嘛式的实心砖塔，塔体外表涂有一层白灰，塔身下部自第二行以下，均有一个单层八角形须弥座。塔顶一般为宝珠式，塔的高度，除第一层较大，高3.5米外，其余的远离在2.5米左右。塔体形制，大致可分四种类型；第一行一座，形制较大，塔基呈方形，塔身为覆钵式，面东开有龛门；二至四行，为八角形鼓腹尖锥状；第五至六行，塔身呈葫芦状；十至十二行，塔身为宝瓶状。
一百零八，一向为佛家所惯用数字。佛教认为，人生烦恼有一百零八种，为清除这些烦恼，规定捻珠一百零八颗，念佛一百零八遍，晓钟一百零八声等等。在我国的古塔建筑中，如此众多的塔体组合成群，不仅在宁夏，而且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承天寺塔，又称西塔，是宁夏境内最高的古塔。漫步在银川市的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望见它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承天寺塔是一座平面呈八角形，塔身十一层的楼阁式砖塔，通高64.5米。塔身外观简洁朴素，壁面除了镶嵌着一些方形的带有纹饰的琉璃构件外，还有繁缛的佛像花雕，除了叠涩砖牙外，设有华丽的仿木斗拱，顶上部除了装有巨大的八边绿色桃形刹体外，还有结构复杂的相轮宝盖。承天寺塔正是以这种简朴淡雅的风格，给人以清秀、幽古和挺拔之感。
承天寺塔是唯一一座有文献记载其始建年的古塔，明《嘉靖宁夏新志·寺观》载："承天寺在光化门内东北。"建造承天寺塔，主要是西夏皇太后没藏氏为"幼登宸极"的小皇帝嵬名京祚"圣寿无疆"，而"保宗延家"，故此"大崇精全，中立浮图"，并以金棺银椁装佛顶骨舍利埋于塔下。没藏氏与京祚经常临听。寺内香火鼎盛，游客不绝，成为当时的事佛胜地。据史料记载，该塔始建立西夏毅宗天垂圣元年（1050年），清乾隆三年地震，塔体严重损毁，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建，现存的承天寺塔除清嘉庆年重修时融进了地方手法，其余大体保持了西夏的风格，有关资料表明，现有西夏时期古佛塔有：承天寺塔、拜寺口双塔、宏佛塔、康济寺塔、一百零八塔、甘肃永昌北海子河谷内的密檐砖塔。安西、内蒙古黑水城遗址中残塔寺十余处。
西夏佛教的突起，给中国佛教的发展以相当的影响。西夏在与宋、辽、金、回鹘、吐蕃、蒙古的交往中相互影响和促进，使中国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西夏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蜚声国内外，而且给世界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产。
西夏与成吉思汗
提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盖世英名与祖国统一大业紧密相连。然而，在他气贯长虹的戎马生涯中，谁也想不到会与小小的西夏王国产生难解难分、生死相关的联系。
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成吉思汗带领蒙古铁骑踏平了西夏疆土，摧毁了西夏王国，他自己却在六次征讨西夏，即将大获全胜之时，于归程中在西夏境内的萨里川命归黄泉。
那么，西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封建王朝？成吉思汗又为什么要把征服西夏作为他统一中国大略的第一号？西夏是如何灭亡的？成吉思汗为什么亡故于西夏？这段历史恐怕是朋友们感兴趣的内容之一，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
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个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又称"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因其疆域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部分地区，地处我国西北部，县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又在黄河以西，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西夏"。
西夏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封建割据政权。如果从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在今陕西北部建立夏州政权算起，至1227年成吉思汗灭亡为止。西夏王国曾有347年的悠久历史；如果从1038年李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历史，西夏王国共传十主，即：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教、纯祜、安全、遵顼、德旺，期间经历了重武尚勇、安民求和、崇文虔佛、国道中落、族灭国亡的曲折过程。
党项族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据史料记载，党项族原来居住在今四川、西藏、青海等省的交界地区。唐朝初年，逐渐向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迁徒。当时，它统辖的疆域"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邻吐浑，省地三千余里"。党项族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过着"不知嫁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唐朝末年，定居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一带的党项族平夏部，参加了唐朝对黄巢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其酋长拓跋思恭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爵号夏国公。从此以后，逐渐形成为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时，党项贵族得用国内各个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宋朝初，党项贵族李继迁（拓跋思恭后裔）附辽抗宋，辽国封基其为西平王。李继迁乘宋真宗新立，索要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宋真宗屈辱妥协�"从其所请"，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公元1002年，李继迁攻占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的灵州为西平府，并因其"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且百姓习华风，尚礼好学"等诸多优势，就此定都于西平，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西夏建国奠定初步基础。经由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苦心经营，到公元1020年时，党项贵族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氏族酋长向封建地主的转变，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统一政权，以保障他们自身的利益。于是，李德明将都城由灵州迁到今宁夏银川市的怀元镇，改名兴州。公元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即位，时年28岁。《宋史》称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他上台后，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自称"吾祖"（即可汗之意），改宋明道尔号为显道，开始使�"西夏"自己的称号，升兴州为府，定名兴庆。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王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西夏王朝建立以后，与宋时战时和，并不断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在广泛吸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疆域面积不断扩大。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西夏曾时而对宋称臣纳贡，时而与辽联姻结盟，但正是因为成功地动用了这种避重就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立足策略，反而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历史上敢与宋、辽抗衡，使之不敢小觑的重要力量，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公元1115年，金灭辽、宋至南迁以后，西夏对金、南宋采取和好政策，以致在李仁孝统治的54年中，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后期，由于国内各种矛盾激化，逐渐走向衰亡。
13世纪初，蒙古部乞颜酋长铁木真（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于1206年创建了蒙古汗国，结束了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
在铁木真统一漠北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之间相互征战，争夺霸权，尚无暇顾及更大范围内的对外扩张，他们与统治河套和河西走廓的西夏王朝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到了铁木真统一蒙古前夕，漠北的游牧部落才开始与西夏有了接触，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了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西夏，西夏灭亡止，这22年是蒙夏关系激烈发展的时期并集中表现为战争形式。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蒙古漠北地区无法获得生活亟需的农产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资，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要，代表草原游牧贵族利益的成吉思汗，向四邻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最初，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目的是反抗、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作为战略家的成吉思�"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因为多数的中原大国，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筑有三千里界壕，军力雄厚，当时尚能击败南宋、称雄一方，因此不可轻视。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虽攻占了金国的部分土地，但蒙、金仍处于对峙状态。成吉思汗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从1205年至1227年，先后五次用兵西夏，并最终于1226年第6次亲自统兵征服了西夏，为进军全国打开了通道，他为他的后代消灭金国、占领中原、统一黄河流域，最终统一全国开辟了道路。
成吉思汗第一次攻打西夏的主要目的是劫掠物资、攫取经济利益。因此，采取了浅尝辄止的策略，攻克力吉里寨（今中卫县）后迅速撤回。但扩张的企图显而易见。昏庸的夏桓宗纯祐对成吉思汗准备灭亡西夏的企图毫无察觉，在蒙古军退兵后，幼稚地以为从此可以天下太平，把国都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大做中兴西夏之梦，对蒙古军的再次征掠没有任何防备。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兵西夏河西一带，攻克兀剌海城，在夏境掳掠数月，因粮草不济而退兵。1209年3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再攻西夏。在贺兰山中段的克夷门遭到夏军重创，蒙古军伤亡惨重。相持两个月以后，蒙古大军还是包围了中兴府。夏国主嵬名安全亲自上城督战，守城将士拼死防御，两个月后，蒙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洪城。中兴府被围困达一月之久，城中居民淹死者无数。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也受到洪水的淹溺，在万般无奈时，借夏主纳女求和之机，顺水推舟，同意退兵议和。公元1217年12月、1224年9月，成吉思汗又两次调集兵力伐夏，西夏两位国主遵顼、德旺虽调兵遗将拼死抵抗，皆因军事实力过于悬殊而屡战屡败，以请降遣人质作为条件，换取蒙古军退兵。此间，西夏军队广大将士誓死保卫自己的疆土，打过不少胜仗，名令公、籍辣思义等夏将的克夷门、沙州之战，都曾给蒙军以沉重打击，一度极大地鼓舞了西夏军民的斗志。但是，就蒙夏之间整个战局而言，还是以西夏王国尽失西域的河、瓜、甘、肃、凉诸州而告终。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后，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高龄亲率大军第6次攻打西夏。在抢占黄河九渡、攻克应理城后，兵分两路向西夏都城挺进。11月，成吉思汗亲离大军围攻灵州，夏末主派遣大将名令公率十万大军紧急赴援，途中被蒙古军队击败。已废太子德任率领固守灵州的夏兵与蒙古军队进行死战，战斗激烈的程度为蒙夏作战以来所少见。最后因夏兵伤亡惨
重而失败，灵州失陷。成吉思汗对西夏军民的拼死抵抗十分恼火，于12月命令蒙古军队攻克盐州，并派兵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民"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西夏江山岌岌可危。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中兴府，自己带领大部分军队渡黄河进攻积石州，以彻底卡断夏兵后路。末主被蒙军围困在中兴府内，一筹莫展。右丞相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将士"，领兵日夜在都城坚守、抵抗，多次打退蒙军的进攻。5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因天气炎热，在六盘山避暑休整，派人前往中兴府谕降。6月，西夏境内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军队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粮尽援绝，军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能力。末主走投无路，只得派遣使节告谕成吉思汗，请求宽限一个月献城投降。7月，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区的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西江得重病，病中立吓遗嘱：死后暂秘不发丧，待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统统杀掉。不久，末主率李仲谔、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军带着末主及几位夏将行至萨里川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亡。为了防止夏主生变，蒙古军队遵照成吉思汗遗嘱，将夏末主等杀死，并一举荡平中兴府。至此，建国189年的西夏王朝终被成吉思汗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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