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的形制，与唐、北宋、辽的墓葬大体相同。阶梯(或斜坡)墓道土洞墓，是唐、北宋、辽墓葬中所常见。不过自西汉以来，有些大墓(指贵族墓)多作砖室墓，特别是北宋时期，砖砌仿木结构的墓室大为盛行。而西夏的墓室结构都很简单(包括已发掘的八号陵)，既无唐墓中常有的壁龛，也不砌砖室。我们从西夏陵区地面发现大量的砖瓦分析，决不会是由于砖瓦不足而不作砖室，恐怕主要是由于“夏俗”。即受到党项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旧唐书》载：党项羌“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鼙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西夏书事》又载“夏俗皆土屋或织鼙牛尾及粘粝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当然也会受到西夏的社会经济、陵区的地理环境和陵区建筑技术条件等的限制。
    该墓发现大量家畜，家禽的骨骼，尤其是完整的幼狗、幼羊的随葬，似是党项民族特有的葬俗。唐代以前，“党项羌在古析支(今西藏，青海，四川交界处)之地”，“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并处于“畜鼙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部落的情况下。初唐时“吐蕃强盛，拓拔氏(党项羌之强部)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在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影响下，虽然党项民族封建化速度很快，但是，党项族传统习俗依旧保存着。如大量随葬家畜、家禽，可能就是西夏的特有葬俗。
    从一O八号陪葬墓碑亭中的汉、西夏两种文字的残碑，墓葬本身的形制以及出土的唐、宋货币等方面来看，都说明了西夏与北宋、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因为西夏元昊称帝，开始建立起与北宋和辽相对独立的封建割据政权时，它已积聚了三十余年北宋所赐的资财，和辽的长期支援了；同时，元昊还仿北宋所设官职立官制。长期使用宋，辽货币，仿汉字造西夏字，而且以西夏，汉两种文字并用。凡此种种，也说明了西夏文化决不是什么“独立发展起来的，自成一体的”。
  至于胡诌什么“西夏文化源于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民的文化。”更不值一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