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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西夏文字使用的繁盛时代

04/21/2004/15:18
华夏经纬网
 

    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把它作为一种应用文字大力推行。《西夏书事》卷十二记载:
  
  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 

   这种新出世的文字一开始就以“国字”推行,当然会大大加速它的使用和流行。西夏文字的广泛使用,推动了西夏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当时西夏与周围各王朝、地方政权间的往来表奏,都使用西夏文字。元昊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蕃字院掌管与吐蕃、回鹘等王朝的往来文书,用西夏文书写,附以相应的民族文字。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往来表奏,中间写汉字,旁边写西夏文。西夏还在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建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大师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至崇宗乾顺时,西夏由“蕃学”出身而作官的人各州多达几百人。当时的宗室濮王仁忠、舒王仁礼“俱通蕃汉字”。西夏还把汉文的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西夏后期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宰相叫斡道冲,曾译《论语注》,又撰写论语解义二十卷,名为《论语小义》,还著作《周易卜筮断》。这些用西夏文书写的书在国内流传。从元昊时起,就先后把大量的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使西夏文的应用更加广泛。

  已经发现的大量西夏文文献表明:西夏文的使用曾经有过它的黄金时代。西夏文的使用和传播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应用范围广。仅目前已知的西夏文文献种类就非常多,其中有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脾、钱币以及译自汉文的典籍和译自汉、藏文的佛经等等。在实际应用中,西夏文涉及到这么广的范围,这在当时流行的少数民族文字中是十分突出的。

  (二)使用地区大。从已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看,不仅西夏的腹地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出土了很多西夏文文物,西夏的一些边远地区也有西夏文文献的遗存。东至内蒙古的巴林右旗、陕西北部,西至甘肃敦煌,北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南至甘肃南部的兰州附近,都发现有西夏文文献。上述地区差不多刚好囊括了当时西夏的全境。元、明时期,一部分党项人东移,内地一些地方,如北京西北部的居庸关、河北的保定郊区也发现了西夏文的碑刻。

  (三)延续时间长。西夏前后经历了一百九十余年,是我国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西夏文的使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使用。元政府刊印西夏文佛经,散发于西夏故地河西一带。明朝中期在保定所刻西夏文经幢,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文献,距创制西夏文的时间,已有四百六十余年了。

  (四)在西夏境内,西夏文与汉文、藏文同时流行。这是和西夏居民的多民族构成相一致的。已见到的
汉文文献有文书、布告、请假申请书、欠款单、便条、日历、石窟题记、墓葬题款、佛经等。有时还把西夏文和汉文合壁刻写于碑文、钱币、题记日历之中。西夏文、汉文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历史价值早巳著称于世,莫高窟中两种文字并书的题记,也证明了它们在西夏并行不悖、互相补充的作用。就连西夏皇帝陵墓的碑亭中,也是西夏文碑和汉文碑并立。目前发现的西夏时期藏文文献主要是佛经。此外,西夏仁宗仁孝时所建甘州(今甘肃省张掖)《黑水建桥勃碑)一面汉文、一面藏文,更显示出西夏西部地区多民族文化交织的现象。

  (五)西夏时期对西夏文和西夏语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编印的多种不同类型的西夏文字
典、辞书,突出地显现出这方面的成就。这些著作对西夏文的推行和规范起了重要作用。就目前的资料看,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语言研究还很少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六)西夏的印刷事业发达。西夏政府官署中有刻字司,专门管理刻印事业。这是推动西夏文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当时的少数民族王朝中也是少见的。传世的j艮多西夏文著作、字典、汉籍译本和佛经都是当时的刻本。有的还是图文并茂、印制精良的珍品,足与宋刻本媲美。目前我国留存下来的宋刻本已不多见,而与其同时代的西夏文刻本却保存下来一大批,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具有特色的稀世之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元朝在杭州用活字印刷过大量的西夏文佛经。近些年来,这类印本在甘肃、宁夏一带仍有发观,这些活字印本是在我国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不久印制的,因而在活字印刷史上属早期珍本,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七)保存下来的西夏文文献相当丰富。西夏文虽早巳变成死文字,数百年来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破坏和自然风化腐蚀,损失惊人,但由于用西夏文记录下来的文献数量很大,加之西夏文文献中印本较多,所以保存至今的文献依然相当丰富,总计不下数百万字。这些文献丰富了我国民族古文字的文献宝库,为西夏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史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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