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台商投资大陆为什么能够成功？》探讨了大陆台商成功的若干因素。

文章认为，台商投资大陆的成功为新加坡商家树立非常实际的学习榜样，向台商学习，要建立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的观念。

　　同样是去中国大陆投资，为什么台商能够取得斐然的成绩，而新加坡商家却不能？这个问题一直是本地投资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是笔者用心研究和探讨的主要课题之一。

　　台商投资大陆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紧紧相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由小到大，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从亏损到盈利，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

　　据统计，目前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达7万多家，台商投资总额已达800亿美元，分别占中国41万家外资企业和4200亿投资总额的六分之一和五分之一，而且，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了台湾在大陆以外全球投资的总和。10年之前，台商投资大陆只有20%的项目成功，80%的项目赔钱；10年之后的今天，则转变为30%的项目赔钱，70%的项目赚钱或持平（同期台商在美国的投资项目也不过是60%赚钱）。

　　台商投资大陆最早起步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从食品、饮料、服装、服饰、制革、制鞋、箱包、五金、家具、化妆品、房地产，到餐饮、娱乐、KTV、夜总会等，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近年来，台商投资已出现结构性的转变。一方面，投资数量及金额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投资质量也大幅提升，由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转变为相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由个人及中小企业的小型投资转变为上市、上柜公司的大型投资，投资地域重心也由珠江三角洲逐渐转移到长江三角洲。

台湾品牌在大陆家喻户晓

　　今天，人们在中国大陆到处可以见到台商的身影和足迹。从他们最初安营扎寨的广东东莞、福建福州，发展到天津、上海浦东、江苏苏州和昆山；从一开始简单的电子、电器、制鞋、石材，发展到台式电脑、手提电脑、数码相机、晶片等高端电子产品；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繁华闹市到穷乡僻壤、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康师傅、旺旺、统一、永和豆浆、宏基、英业达、钱柜这些台商企业或产品的名字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果说无肉不成席，那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无台商便不成外资。

　　台商之所以成功，是他们比我们新加坡商家聪明吗？不是。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人种，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一样的血脉，一样的基因。而且，因为台湾人讲闽南话，反而是和我们最接近的华人族群。

　　是他们离大陆比较近，交通比我们方便吗？应该不是。虽说台湾和大陆的地理距离的确是比较接近，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并没有实现直航。不论是从台湾到大陆还是从大陆到台湾，都必须经由第三地转机，台商往返大陆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所承受的舟车劳顿，比起我们本地商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们从新加坡到中国，就有7家航空公司提供飞往6个中国城市的直航班机。

　　是台商投资者的公司规模和实力比我们大吗？应该也不是。除了统一这一类的大公司之外，多数投资大陆的台商和我们一样，是经营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和家族公司，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经验等方面的优势并不会强过我们。在大陆红透半边天的康师傅，最初在台湾几乎就没有人知道。

　　是台湾政府给了台商什么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手段吗？应该更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支持和鼓励本地商家前往中国投资。政府不但提出了“搭上中国顺风车”的宏观策略，国家领导人和部长还亲自出马，到中国各地去为投资者开拓市场、与当地政府建立经贸关系和人脉关系。

孤军奋战还能够取得成功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和鲜明对比的是，台湾政府对台商到大陆投资是害怕、限制、百般阻挠。为了防止台商对大陆市场依赖日深而升高两岸经贸风险，并进一步威胁和影响到台湾的整体利益，李登辉于1996年9月提出了“戒急用忍”的思维，防止台商在大陆过度扩张投资。同年12月，台湾经济部连同财政部、陆委会、中央银行、经建会、农委会、劳委会等部会正式出台了“戒急用忍”的政策，开始对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实施审查、报备、违规与制裁等一系列严格的约束与管制。台商在自己的政府不支持、政策不认可的背景下孤军奋战还能够取得成功，一方面令人心酸，同时又叫人钦佩，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台商投资大陆获得了成功呢？

　　其一，应该归功于台商比较熟悉大陆的文化。虽说台湾和大陆从1949年起就不再见面，两岸的人民也从来没有正式来往，并且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到1979年也不过才分开了30年的时间。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政治理念的不同，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商场文化、官场文化、社会文化、生活习惯乃至于语言习惯，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差异和隔膜。因此，台商到了中国大陆即便不能说是如鱼得水，也是得心应手、运作自如。说到这里，我一直有一个不太肯定的猜测，那就是台商到了大陆是不是和新加坡人到了英国一样，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其二，应该归功于台商的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台商到大陆投资，作足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去创业的，而不是去作客的，也不是去享福的。他们会住五星级酒店，也能住没有星级的招待所；会搭飞机，也能和中国老百姓一起挤火车。无论是工作之苦、环境之苦、气候之苦、思乡之苦，离乡背井之苦，和家人、子女的分离之苦、寂寞孤独之苦、上当受骗之苦、失败之苦乃至于血本无归之苦，他们都能积极面对、随遇而安。他们把在中国投资的工厂当成自己的家，大部分时间都吃在工厂、住在工厂，凡事亲力亲为。我在北京见过一个拥有几百万美元资产的台商，口袋里居然揣着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我也考察过许多台资企业，“爱拼才会赢”这首著名的台湾歌曲被当成是他们的厂歌，每天必唱；不但台湾员工会唱，大陆员工也会唱。当然，唱得最响的是最后那一句：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合作精神和联盟策略

　　其三，应该归功于台商有合作的精神和联盟的策略。台商到大陆投资，非常注重团结、互助和联盟。尤其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总是主动地站出来，以兄长的身份把中下游行业或者是周边行业的工厂组织起来，从目标、策略、资金、技术、管理、干部、市场、信息、后勤服务各方面进行统一考虑、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形成一个整体、一股势力，以联合或联盟的方式一起进军大陆市场。这种合作与联盟的方式，既能降低投资者前期的学习成本，又能降低项目的前期风险。在这方面，台商无论是在苏州的昆山还是广东的东莞，都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经验。

　　其四，应该归功于台商注重项目的前期考察和对投资环境的调查研究。90年代初期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亲自接待过高清愿、林苍生、黄南图、邱永汉、吴舜文、邱彰等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律师等前往进行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对大陆投资环境、外资政策与法律、法规的调查研究。另外，“台商张老师”这个由88名资深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的专门为台商投资中国提供系统咨询服务的顾问团，不仅为台商企业提供具体的项目咨询与顾问服务，也投入很大的精力对大陆整体的投资环境和风险举行调查、研究与评估，对不同经济区域的投资优势和劣势进行统计和分析，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宏观指导。

　　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改善。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市场准入逐步加大，进口关税逐年降低，政策法规逐渐向国际靠拢、与国际接轨，庞大内需市场的逐步健全与成熟，都给新加坡商家提供了崭新的、更多的投资机会。

要转变依赖观念

　　我们研究台商的成功经验，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台商之所以能够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恐怕是他们那种敢于拼搏、勇于开拓的自强、自立的精神。新加坡人好命，加上有一个对自己的国民和商家百般照顾的好政府。但这样一来也使大家变得过于依赖，害怕风险。如果说台商的成功在于他们没有政府好依靠，那么我们商家的不成功恰恰在于对政府的过度依靠。

　　我们向台商学习，首先要转变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依靠自己、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人支持我们、帮助我们，但是这个支持和帮助不是包办代替。经商也好，投资也好，都是商家自己的事情，指望别人或者政府去替你操办甚至是包你赚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希望有贵人相助，但是我们可曾想过，这个贵人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们自己。

　　当然，政府还是具有提供宏观指导和政策研究的责任。面对在中国大陆的1万家新加坡企业、200亿美元的投资总额和7万家台商企业、800亿美元投资总额的巨大差距，我们是否应该检讨一下政府如何为商家提供具体、实用、有效的帮助。从表面上看，似乎许多政府部门都有这样那样的机构、组织、计划在推动、支持、鼓励、帮助本地商家到中国投资，可是我们是否检讨过这些活动和作法是否行之有效？这些活动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是重视形式还是重视内容？我们有没有台商张老师那样的顾问机构？我们有没有台湾那样一年一度的中国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评估的调查报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台商投资大陆的成功为我们新加坡商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好、非常近、非常实际的学习榜样。同样是大陆以外的华商，同样是亚洲四小龙，台商能，我们新加坡商家难道就不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