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在其所著《同舟忠告》中，有一段关于赏罚的精彩论述。他说:“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则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他把赏罚的意义讲得非常明确。

    晋商各商号或票号对某职工的奖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而:一是破格提升重用，安排相当的职位。一是加薪加身股，有的连届连加，对特殊成绩者连届双加。届是指每个账期，一般是三年或四年一个账期。一届账期增加一厘身股，或一届账期增加二厘身股。加身股是一笔很大的奖金。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讲:“在前清票号全胜的年头，以总号经理来论，每届四年一股(十厘)红账，可分一万六千到二万两白银，则平均每年可得四五千两银。”

    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述: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30余年，初顶人力股时，只一厘，因他“为人精明强干，胆识出众，外庄结帮，结利超群，因而连账双加。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算账，年才四十八岁，人股已达九厘，位至副经理”。宋聚奎受到的奖赏是连账双加，也就是每个账期增加身股二厘。按上述账期分红来算，宋聚奎每个账期就等于得奖金3000多两白银。但这是个静数，而他得到的是个动数，以后每届账期都要分利得奖的，那这个奖金数就更大了。按现代的说法，宋聚奎得到的是一笔巨额奖金。

    据黄鉴晖《以稳健著称的票号经理高钰》一文讲，高钰因家道中落，改孺就商。于同治七年(1868年)进大德通票号，先后做学徒、伙友、分号经理。由于才华出众，40岁那年，即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当了总经理。按各票号总经理的身股额来看，高钰应是身股一俸(十厘)。按一般票号规定，顶身股要在工作后的三个账期以后才能顶上身股。三个账期为12年。这样算来，高钰从顶身股一厘算起，顶到一俸全股(十厘)，几乎是连账连加。这也说明，因高钰的才华出众，工作有成效，大德通给予了高钰既破格提升，又连账连加身股的奖励。

    再从介休蔚泰厚票号的东家侯荫昌聘用毛鸿翙任总经理来看，毛鸿翙从日昇昌到蔚泰厚任总经理时，顶身股是一俸(十厘)。毛鸿翙任蔚泰厚总经理后，全力以赴，锐意经营，发挥了才干，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蔚泰厚票号经营成可与日昇昌匹敌的著名票号，后来，又帮助财东侯荫昌把绸布庄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四个商号先后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并调兵遣将加强力量，使蔚字五联号业务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侯财东为了表彰他对侯家票号事业的贡献，又为毛鸿翙在新泰厚票号顶了一个身股(十厘)。一个总经理连顶两个全份身股，这在晋商票号界实属罕见。

    由于晋商在数百年间始终贯彻了人事管理中的赏罚制度，赏罚严明，执行有力，让贤能者奋进，使不肖之徒退下。所以，晋商人才辈出，舞弊者寥寥，事业兴旺，结利丰盈。（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