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商人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为伍者一多，就先行修筑关帝庙。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有16个，其中13个是山西同乡社，全部崇奉关帝。仅一个小小的归化城内就有7个关帝庙。因为明、清时关公曾被御封为“关圣大帝”，所以山西商人无论在何处修筑会馆，都取宫殿式布局风格，工大费奢，往往“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其建筑技艺之精巧，殿阁楼宇之辉煌，令人叹为观止。河南社旗，明、清时是南北商运要镇，也是山西商人南北货运的重要码头。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山陕商人集巨资兴建关帝庙作为山陕商人会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历经六帝137年才全部完工，耗资数达88978两白银。仅北京就有28处山西商人会馆。河北、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湖北、浙江、河南、广东、青海、湖南、广西、新疆、安徽、吉林、沈阳、四川、福建、内蒙占等地有88处山西商人会馆，全部供奉关帝君。这些还并不是完全的统计。

    这些建筑在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在联乡情，笃乡谊，方便仕商的同时，通过对关公圣帝君的祭祀活动，使山西商人接受关公优秀品格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关公的“诚信仁义”的道德品格，化为约束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对商人继承和弘扬关公精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的商务活动中，崇德尚义，先义后利，诚信不欺等经商伦理道德，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好评，商业信誉很高。比如，在20 世纪初，全国各地建立新式银行时，在山西票号工作过的掌柜以及伙友，都成了当时的抢手人才，除了技术业务过硬的原因外，另一方面就是山西商人笃实诚信。晋商财东与掌柜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诚信忠义的基础上的，财东聘任掌柜讲诚信，全权委托号事，用人不疑，平时概不过问号事，静候年终或账期报告。如果掌柜出现亏赔，只要不是人为所致，不但不责怪，还要鼓励其再干，并予补足资金。掌柜对财东则完全用忠义来报答，呕心沥血，率属崎岖前进，运筹帷帆，尽心尽责，每到账期以数万至数十万两白银效忠东家。从数百年的晋商发展史来看，各号庄聘用之掌柜，舞弊之事很少发生，而效忠东家的著名掌柜，则比比皆是。

如蒲州商人王文显，经商40余年，足迹几半天下，而他一生恪守信义，奉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凡事以道德信义为依据”，“处财货之场，修高洁之行，是故早利而不污”。蒲州商人王瑶，他在同人中则“行货而敦义”，受到时人的称赞。祁县商人乔致庸讲:“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介休冀氏商家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祁县大商家乔家，对待佣仆都比较和善，每逢过年过节除了有赏赐外，还要把面、肉、柴、煤发送到各个佣人之家。对老年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还给退休金。佣仆即使有过失，乔家人也从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仆家庭如遇天灾人祸之事，乔家总是热情给予资助。因此，在周围的十里八村，人们对乔家的仗义之举总是口碑传遍，津津乐道。（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