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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2007-05-09 13:10:39 华夏经纬网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生。山西太谷县阳邑村人。大学文化,出身破落富农家庭。其祖父、父亲经商,后转为农。杜润生5岁丧母,13岁丧父。因此,不知自己的出生月日。幼时,刻在他记忆中的是家庭沉重的债务负担,听人说“父亲不会理家,以致越理越穷”,他也是相信的。因此他立志读书,将来要整顿家业。


    他小学毕业后当过一年店员,不久又辞退返乡,准备上学。在此期间,他读过《向导日报》和《共产主义ABC》。虽然看不懂,但捉摸意思知道这社会是要改造的,他也悟出个道理:“家里穷,不是父亲不好,而是社会不好。”

 

早年革命经历

 

杜润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该校向有革命传统。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大暴露。经过冷静地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一人,伤十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即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pages@

 

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

 

从学生时代起,杜润生就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思考,在领导岗位上,他更重视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组织为杜润生作的鉴定中,就有“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这样的评语。

 

解放战争中,1947-1949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肯定了杜润生所提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主席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pages@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他们由衷地承认主席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毛泽东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审校,写出按语,表现了重视调查研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也使杜润生深受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辞,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

 

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定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周恩来在1956年初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谈到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有这样一段话:“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的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根据这一论述,杜润生建议由办公室提出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发展战略。这个方针的内涵,一是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要在现有国力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项目,调动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快培育新的人才,集中人力物力,限期完成。只有掌握重点,才能后来居上。如果平均使用力量,财力有限、人才有限、学科很多,哪一个学科也半死不活,都长不大。既然中央说是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应当拿出“赶”的战略来,所以,不掌握重点不行。这与过去传统的作法不同,他们曾担心科学家接受有一定困难,因此事先请示周总理,总理联络员传来回话,说他个人同意,让分别找科学界人士谈谈。一次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来开会,杜润生和范长江一道向他们请教,李四光副院长很爽快地说,“按这个方针搞,成。”此后又召开中等规模座谈会,没有料到,经过讨论,科学家大多数表示同意。@pages@

 

第二,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制定规划的构想。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有几百名,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产业部门则主张按任务规划。双方争论不休。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凡是能够迅速发展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都是按任务组织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的科学进步最快。美国最初表现在原子弹研究上,这是以任务组织的。苏联的导弹技术人造卫星也是以任务组织的。打破学科限制,合力完成一个任务,取得政府强力支持,这是以任务组织的好处。中国适于选择后者,但要保留前者作为补充。

 

这样,杜润生就想出了“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整合方法,简称“任务带学科”。突破了这道难关,几百位科学家的思想一下子就统一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梳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科学技术解决的重大任务,也曾请苏联顾问拉扎连科提出他的建议设想。最后归纳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12项重点任务,大部分科学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三,杜润生主笔起草了科学规划纲要的“草案”,并组织起草了任务说明书。纲要草案共分9节,除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结束语外,其他6节的题目是: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对57项重要任务,又组织科学家分组编写了详细的“任务说明书”,涉及任务的意义和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解决任务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内容。纲要草案与任务说明书,共有600万字。

 

在制定规划过程中,周总理听过多次汇报。有一次开会,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张劲夫、范长江、张稼夫、武衡,还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几个部委的同志到会。在会上杜润生进一步说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是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精神提出的。他还介绍了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评价:“像这样一个全面的科学规划,又采取这种民主议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进水平。苏联都不曾全面举办过。”周总理征求科学家们的意见。他们特别赞赏这个规划方法,这样既能够使国家的任务取得成绩,也能使有关学科找到新的生长点,使一些重要学科的发展能够和国家的任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后来经中央讨论,规划纲要顺利通过。

 

十二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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