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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从商理念

    如果说“求富益货”是山西人走向商途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则是山西人重商崇商思想观念的根据,或者称做山西人从商理念的指导思想。
 
    明、清时期,在山西,“求富”崇商的观念深入人心,养儿去经商成为家家户户的第一夙愿。农村少妇哼唱小儿催眠曲时唱道:“我妹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摇篮曲生动地说明,当时人们对从商做买卖的向往是多么的强烈,连哄小孩睡觉都不忘走关东。在“朝廷贱商”的社会背景下,在“士农工商”的排列中,商为末。山西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经商做买卖要比走仕途做官强得多。山西商谚云:“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驻个茶票庄。”对儿孙们提出的学习榜样是:“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个,大子雷履泰(雷为日昇昌票号大掌柜),次子毛鸿翙(毛为口昇昌票号协理、二掌柜),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程为日昇昌票号内事、三掌拒)。”这三个人都是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的主要领导成员。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商谚俗语中,不难看出,山西人望子为商的思想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要求富,去经商,在民间已是蔚然成风。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于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九日上奏朝廷的奏折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的朱批谕竹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肤所悉知。”这就是说,当时山西人的思思观念是,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去读书应试走仕途。这种思想观念,连雍正皇帝都了如指掌。可见山西人当时求商崇商之风浓于一切,经商成为立业之首。
 
    山西人求富崇商的思想观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强烈地深人人心呢?这要从山西的自然环境、区域经济和“商贾之利倍于农”的源头说起。
 
    自古以来,山西人生活的本土,就是南则土狭人满,北则天寒地瘠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和区域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卷十)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山西地处内陆,海拔较高,地形崎岖,岭谷相间。农业耕地以旱地为主,水地面积很少。山西自然灾害较多,由于气温、降水季节变化大,所以风雨雹霜冻害频繁。春季短促多风沙,常干早;夏季多涝灾;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明代,山西平均四年一次全省性旱灾,最长一次连续十一年大早,局部旱灾更是经常不断。客观的自然情况是:北部,则天寒地瘠,“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则土狭人满,供给不足。就是中部地区沿汾河两岸,虽有少量的沃土,但所产“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在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和区域经济背景下,山西人在本土上谋求生计实为不易,但又不甘贫困潦倒,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怎么办?只能“逼上梁山”,把目光投向了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走上远走他乡闯天下谋生计的经商之路。试图通过艰辛从商,闯出一条摆脱贫困、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商贾之利倍于农”的历史现实,诱使山西人重商崇商的思想观念浓重成风。山西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从商致富的先人。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衣”等政策,以至晋南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的老师段于木,原本是“晋之大驵”(“驵”为马匹交易的经纪人)。隋唐时期,山西文水人武士镬是个大木材商人,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因至大富”。李渊晋阳起兵,曾得到武士镬财力上的支持,后来,武士镬累官至礼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其女就是著名的女皇武则天。宋代并州阳曲人张永德是经营茶叶的大商人,“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张永德财大气粗,宋太祖娶孝明皇启时,他“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结果,“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辽金时期,晋南的解州、绛州人多贩盐致富。这里列举的只是古代山西人经商致富的儿个例子。@pages@
 
    历史上山西经商致富的家族们,他们“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是多么的气派,何等的荣光,谁人不羡!
 
    正是因山西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不好,为生计所迫,再加上一些经商致富之人的荣光诱惑,所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富益货”、“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经商的思想观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山西人勇敢地迈开了双脚,不畏艰难险阻,或个人闯荡,或亲朋提携,或乡友引进,走向商途。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出玉门,赴蒙俄,渡东洋,成为当时山西人的时尚用语。由此,掀起了一批又一批、一辈接一辈的闯天下、谋生路的经商浪潮,明、清数百年间,络绎不绝,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当然,背井离乡,谋生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这要有一种自强不息,收闯敢为,不以艰难险附,执着追求的致富精神才能使然,否则不可想象。据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济易,俊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者,其常例也。”乾隆年间《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干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宫,实由此焉”。嘉庆年间《介休县志》卷四说:“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明宪宗实录》卷二六0记载:“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予商计。”乾隆年间《直隶绛州志·艺文》卷十七记载:绛州“在古唐地,旧称土瘠民贫。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迫而履险涉遐,负贩贸迁以谋生之计”。
 
    山西人远走他乡外出经商者究竞有多少,迄今还没有据实的资料可以稽考。《清宜宗实录》载:“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蒲州外出经商居民,明代已达男性的十分之九。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记载:“吾蒲(水济)介在河曲……计其挟轻资牵车四方者,则十室九空。”许多地方历史文献记载了平阳府、蒲州、汾州、泽州、太原府所辖各县“多商贾”、“重贸易”、“罔事本业”。徐宗亮《龙江述略》卷六中记述:“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咸丰三年(1853年),在奉天(沈阳)官吏为山西商人扔炮助饷请奖时提出的掌柜名单中,就有太谷、徐沟、祁县、榆次、太原、交城、文水、平遥、介休、太平、盂县、广灵商人130人。这张名单提名的只是每个店铺的大小掌柜们,其中做伙计的山西人,又何止儿倍、十几倍于掌柜们的人数。在“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张家口上谷要地(旧称东口),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予此,贾多山右”。 “所有恰克图贸易(中俄边境地)商民皆晋省人”。“兰州东柜茶商,多山西商人”。“西宁城内布商、杂货商,大多为晋商开办”。在西南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惟秦、晋两帮最伙”。在新疆巴里坤,“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在江南地方,当年康熙皇帝(《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巡幸江南后感叹说:“今肤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清人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有八九”。《明季北略》记载:“湖北云梦城内多山西贾商。”山西商人,他们“贩绸缎于苏杭,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自辟为通商口岸后,晋商不畏艰辛,迅速介入其间,垄断了福建武夷茶对英的输出。此后,“又垄断了湖南、湖北茶向西北各省和俄国的输出”。在北京这个商业重镇,山西商人独占鳌头。据统计,整个前门大街80%是山西人所开的商号。山西商人挟资货贩四方,自明代已是“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足迹几半天下”。至清代,山西人经商更是“持筹握算,善臆屡中”“牵车牛,远服贾”。“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车辙马迹遍天下。与此同时,在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以及阿拉伯地区、欧洲、非洲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据1933年7月l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人之众。据当事者估计,这些返回的山西商人,不及在关外从商的三分之一。又据1920年阎锡山接见从俄国返回的晋商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l万人。
 
    从上述一些有据可查的资料引证可以看出,明、清时代山西人远走他乡,从商闯天下者,为数众多,涉足地域宽广,是一切外域商人所不及,史所罕见的。(自张辉《晋商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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