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军史钩沉
在德国史料中再探北洋舰队兴衰
华夏经纬网   2019-08-29 13: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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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8月28日报道(文/张远)2019年,甲午战争爆发125周年。

在山东威海刘公岛、辽宁大连庄河海域,我国考古人员正对甲午海战北洋沉舰“定远”“经远”进行水下发掘,这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沉痛记忆。

万里之外,在两舰的“出生地”德国,由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史料流散,档案德语手写体资料难以辨识,两舰与德国的相关故事长久以来少有提及。日前,参考消息网记者辗转多地梳理出一批德国史料文物,图纸、书信、报告提供了些许历史碎片,从欧陆视角回望了那个龙旗飘扬的蒸汽铁甲时代。

图说:这张定远舰素描,刊载于1885年6月27日发行的《字林沪报》。现收藏于德国人彼得·塔姆的私人图书馆中。(张远 摄)

俾斯麦重视为清造舰

“定远”是北洋舰队旗舰,是清政府在1880年下单,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制造的一等铁甲舰,满载排水量7355吨,最高航速14.5节,1885年回国入役编作清政府北洋水师旗舰,号称“远东第一舰”。

以伏尔铿船厂为线索寻迹“定远”并不容易。伏尔铿船厂位于彼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斯德丁,二战后城市由德国划归波兰,现名什切青。船厂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洗礼,也经历多次拆分、重组,资料也因此散逸多处。

经过多方打听,记者在德国人彼得·塔姆的私人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中找到线索。塔姆先前是德国《汉堡晚报》负责海事报道的记者,后来成为出版业巨头阿克塞尔·斯普林格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他对于船政史料、舰船模型有着疯狂且严肃的热爱。遗憾的是塔姆先生已于2016年去世,他收藏的诸多故事无从问起。

图书馆藏身汉堡海事博物馆内。入馆走廊挂满画作和旧照片,馆内万签插架,侧身行走都不易。

图书馆馆员盖里特·门策尔在一张小桌上为我们展开了两张泛黄卷边的“定远”旧图纸。图纸上方写着“中国装甲巡洋舰‘定远’”。右上方写着“海军枢密顾问报告附件,迪特里希 15/6 83”。

德国汉学家、杜塞尔多夫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中德晚清军事交流史专家培高德(又译科德·埃贝施佩歇尔)辨认,两张图纸是当时“定远”建造完工后,帝国海军枢密顾问阿尔弗雷德·迪特里希得到的复制图纸。史料记载,迪特里希在1879年至1898年间是德国海军舰船建造工作的总负责人。

这张图纸间接证明,“定远”铁甲舰的建造受到德国最高层的重视。培高德补充说,德国为清政府造舰也曾得到首相俾斯麦的“重要批示”,强调要做好这一军火大单,展现德国工业实力。

谈到德国人初始对“定远”的设计、定位,门策尔告诉记者,“定远”和同级姊妹舰“镇远”均参考了德国“萨克森”级装甲巡洋舰和英国“英弗莱息白”的防护形式和主炮布置方法,可以说,“定远”集强火力和厚装甲于一身:主炮为305毫米克虏伯炮,双联装炮塔两座;副炮是150毫米单装炮,在舰艏与舰艉各有一座;水线部分安装355毫米厚的复合装甲,这属于彼时最新的设计。

北洋水师定远舰甲板的图纸,上方8字型显示了主炮塔的位置布局。(连振 摄)

“镇远”管驾参加慈禧寿庆

塔姆的私人图书馆内,一个无酸纸盒保存的物件引发了记者极大的兴趣。纸盒上面写着“舰长约翰纳斯·梅勒(清史料译为密拉)未展出的私人物品”。按照史料记载,密拉是“定远”姊妹舰“镇远”驶回中国时的临时管驾。

纸盒内存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关于密拉合同的一封手书、密拉收藏的中国报纸《字林沪报》一份。最耐人寻味的是一副皮夹子,里面有若干中国请柬。

皮夹子内右侧有金色和黑色字体穿插写的“万寿圣节”,“皇太后十月初十日”“皇帝六月二十八日”“文武百官俱穿朝服”字样。夹子内有红色请柬若干。其中一张写有“谨詹初七日准午刻春茗候”“席设本船使章恕速”“刘步蟾、丁汝昌、林泰曾仝拜订”等字样。

熟悉清史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李琮认为,从其时间以及内容推断,是“定远”“镇远”1885年回国泊驻大沽口后,恰逢慈禧大寿,北洋海军官兵邀请洋员、船员等参加一场船上的招待会。

相隔130余年,皮夹子皮色油亮,内衬靓丽,大红色的请柬虽有水迹污损,字迹依旧铁画银钩。

可以想象,密拉等德国人与北洋海军官兵身着礼服,手捧香茗,大快朵颐的场景。或许如北洋海军军歌后两句歌词颇具艺术色彩的描述:海波澄碧春辉丽,旌节花间集凤鸾。

密拉或许是对于这场皇太后寿辰招待会印象深刻,也或许是因为请柬设计国风浓郁精美而将这些物件留存了下来。

但对中国人而言,关于皇太后寿辰却有另外一个回忆:甲午年,正是慈禧六十万寿庆典,海军经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

李鸿章“以夷制夷”推竞标

在“定远”级铁甲舰之外,“经远”级装甲巡洋舰是清政府在1886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有“经远”“来远”两艘舰艇。同时期,清政府还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两艘穹甲巡洋舰“致远”“靖远”。

德国联邦档案馆为记者找出厚厚三摞档案,灰色纸盒内叠放着泛黄的文件夹,封皮写着“贸易与船舶”。

记者翻开这些函件看到,当时德方围绕购舰合同的细节部分与时任清驻德公使李凤苞、许景澄往来书信、电报繁多,档案中也记载李凤苞曾亲赴德船厂考察。培高德说,这体现彼时清廷在军火采购上已与国际办事思路接轨。清政府不再如以前那样通过洋行或是海关总税务司等“中介”机构购舰,而是通过驻外使节直接联系造船厂家比价比货,以一线体验提供决策参考,较之以往有不小进步。

培高德说,清廷采购这四艘“铁甲快船”时,也有意作出在英国和德国两方中摇摆的姿态,促使“两夷竞标”,也体现出当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策略的确奏效。

从德国史料看,为争抢订单,德国俾斯麦政府给予了优惠政策:造船钢板强度经由陆军试验,造舰过程由德海军全程参与监验,更优价格。时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马克思·冯·勃兰特在多封信函中向德国外交部门建议,造船须“保时保质”,“伏尔铿船厂的表现,对于德国产业利益在中国的发展十分重要”。

从一份日期写为1886年8月的德国外交部剪报也可以看到德、英两国对于中国市场争夺的热度。这份剪报是德国媒体转引英国媒体对于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的一次火炮实验意外伤人事件的报道。从签收记录看,这份剪报由德外交部发往德国驻清国、日本公使馆,或作为使馆说服潜在客户的参考资料。

清政府让 “两夷竞标”的策略也迫使两国拿出可谓彼时最前卫的方案。相较而言,德国“经远”级方案为装甲巡洋舰,防护好,生存能力更强;英国“致远”级方案则为穹甲巡洋舰,火力足,相对航速较快。经历一番权衡之后,李鸿章最终定夺,从英、德各采购两艘巡洋舰,互补长短,也最终让英、德“利益均沾”。

“经远”及姊妹舰“来远”下水后,囿于中法战争爆发,中立国德国暂停交舰,两舰暂泊于德国北部的基尔港。战争一结束,德方便希望及时向清廷交付,以利争取后续订单。

从两国接舰往来电文、信件来看,接舰时两国就一些细节磋商许久。从这些材料分析,德方当时并不信任北洋海军训练水平,坚持由德海军军官指挥,中方派出的接舰官兵作为见习,驶回中国军港交付。另一方面,考虑到英国方面对德造军舰一直“挑刺”,为避免回国途中出现意外受英国诟病,俾斯麦认为新军建成后,德国应派德方人员驾驶,或由中方派员驾驶,由德国技术人员协助。

一封日期为1887年1月伏尔铿船厂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中写道,清国海军官兵训练不足,先前交付的“镇远”“定远”接舰返航途中遭遇“不少状况”,本次“经远”“来远”接舰应派经验丰富的官兵。电文告诉外交部,“(时任驻德公使)许景澄说选派官兵并非他与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能选定,需询(清政府)海军部门(海军衙门)。”

德方提出另一有趣的要求是,时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英国人琅威理不应参与“经远”接舰。伏尔铿船厂1887年1月一封电文中要求,接舰人员应只为中德两国人员。培高德解读,这一要求或许是德国出于对竞争对手英国的不友好,也或许是德方对于清廷聘请了一位英国海军官员的不了解。

这一小插曲最终得到解决。同年2月,琅威理在给德国驻北京公使勃兰特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身份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作为北洋水师副提督,“自己应被视作中国人,而非英国人”。琅威理最终得以参加接舰。

北洋海军意识到日本威胁

在德国鲁尔工业区城市埃森市郊有座胡格尔庄园,是德国钢铁、军工业大亨克虏伯家族的私人山庄。克虏伯基金会历史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为北洋海军的供货记录。

中国史料记载,李鸿章对于德制火炮情有独钟。军舰可从英、德两方购买,而舰上重炮,李鸿章则坚持采用彼时知名的德制克虏伯火炮,这样弹药型号统一,利于补给。

克虏伯基金会历史档案学者丹尼尔·德罗斯特告诉记者,克虏伯重炮在普法战争中崭露头角,是李鸿章看重的当时世界先进火炮,装备船体的装甲钢板也是世界一流,部分钢板经普鲁士陆军测试,是克虏伯最畅销的产品。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已是克虏伯在欧洲之外的最大客户。

一份名为“1847年至1912年制造火炮清单”的灰色封皮档案夹中,保存了向中国出口各口径的岸防炮和野战炮记录。德罗斯特指出,“舰船”供货一栏中“15厘米35倍径的火炮”,就是供“经远”“来远”“致远”“靖远”装备。

另一件文物是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经远”“来远”两舰入列服役后,清政府为嘉奖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造舰有功”,授予他本人“二等第三宝星”勋章的证书。证书上写道:“大德克虏伯厂主二品商务议员克虏伯效忠出力,无分畛域。”

还有一封信件值得注意。信件显示在军事准备方面,日本开放和引进的步伐已超过了清政府脚步。一封日期为1887年3月16日,克虏伯工厂发往德国外交部的信函中提到,中国曾向克虏伯求购一种日本使用的炮弹火药,这种火药可以增强大口径火炮威力。

信中克虏伯向中方提及,日方寻求自产这种火药,但没有向德方支付技术转让费。日本则是为赴日德国火药专家提供两至三年食宿薪俸,以火药制成品运回德国冲抵这项费用。克虏伯厂建议,中方仿效这一办法办理。

德国联邦档案馆研究员拉尔夫·恩格尔告诉记者,从这封信函来看,北洋海军已感受到日本海军的威胁,且体现出中国当时对于先进装备的需求已经相当迫切,与世界一流接轨。

“经远”“定远”沉没猜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海军技术战术迅猛发展的大变革时代。就那个时代就造船技术而言,德国虽然是“新手”,但海军传统强国英国也算不上“老手”,因为新式铁甲战舰刚刚出现不久,孰优孰劣难以判断。

某种程度上,德国售与清政府的舰船是新品,也是试验品,所以德国对这些舰船表现倍加关注。

位于德国南部城市弗赖堡的联邦档案馆分馆储存了大量军事历史档案,其中有不少关于北洋海军舰艇的观察报告。

培高德在档案馆找到一份报刊,报刊写道,“经远”在接舰返航前,曾行驶至波罗的海做测试。一位德国海军中层军官对“经远”主炮备弹只有约50枚表示诧异,一般情况下德国舰艇备弹数量是其三倍。培高德解读,这或许为北洋舰队黄海海战战败原因为“缺少炮弹”这个猜想提供了佐证,至少是缺乏“德国原装炮弹”。

另有一份报告为德国驻北京公使巴兰德在1890年发给德国时任首相莱奥·冯·卡普里维。巴兰德描述,北洋海军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当年与北洋舰队产生矛盾,辞职返英,致使北洋海军整体训练水平下降。报告中还记述了“定远”当年在朝鲜海岸航行时触礁受伤,水密舱使战舰不致沉没,事故或是训练松懈所致。

这些报告或许充斥着那一时代洋人自身的高傲与优越感,对自身装备的过度自信,也或许夹杂对中国海军官兵技术的不信任,也或许有对中国彼时复杂国情的简单化理解。但甲午年那场海战失败让这些细碎的往事细节,成为历史经验的注脚。

 

责任编辑:胡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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